哪个部门更容易产生腐败
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的知情人士表示，在国家能源局，哪个部门更有权势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部门所管辖的能源在国家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第二，部门负责审批的单个项目的体量，规模越大，部门越热门，就越容易腐败。比如，有的部门负责审批的项目涉及上亿资金，而有的部门负责审批的项目只有几百万、几千万元规模。”
“在能源行业，一个项目动辄数亿，投资巨大，这也使这个行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上述知情人士表示，比如，很多人在煤炭领域“发大财”了，“魏鹏远在国家发改委时就是在煤炭部门，后来在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在他这个位置上，几千万元，那都不叫钱”。
据媒体报道，今年5月，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当时，在其家中发现上亿元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魏鹏远因此被网民称为“亿元司长”。
据了解，近期落马的许永盛、郝卫平、王骏则都曾与电力项目审批有关。2008年国家能源局成立，许永盛出任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郝卫平任副司长。王骏则早在2001年就担任过国家计委基础司电力处处长，2002年其升任基础司副司长，后来接任电力处处长的是郝卫平。
国家发改委还有“参与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拟订并组织实施价格政策”的职责。周大地表示，不排除有一些腐败分子不光是通过批项目，还会在制定政策上进行倾斜，借机敛财。
有业内人士指出，审批权是导致国家能源局出现贪腐现象的主要原因。
对此，周大地并不认同。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国家发改委拥有大型项目核准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是正常的，一个项目可不可做，总要有一个部门说了算，不可能所有的项目都要上到国务院讨论。”
周大地认为，集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与过去盲目追求GDP的地方发展模式有关。有大量的重复建设，国家发改委是不愿意批的，但是，“下面的积极性比上面高得多”，市长、省长就一层层找上来，“这样就反而给了国家发改委权力”。“在过去这种有权就想用一用的社会风气下，能源系统和其他领域一样出现了一些权力寻租、受贿、索贿的现象”，“如今，国家下力度反腐，将重点就放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放在一些关键部门身上，放在牵扯投资巨大的领域上”。
在项目中安置亲友分杯羹，是能源领域权力寻租的常见手段
一位熟悉项目审批的人士表示，“做项目的人最清楚，要拿下一个项目，第一个要攻克的就是发改委，在实际审批中，发改委是第一个环节，也是最终环节，如果发改委不同意，其他部门基本上很难通过。”“一旦发改委通过了这个项目，其他部门的环节也就基本上通了，因为，官场有这样的潜规则，正常情况下，有几个人同意的文件，其他人不太好反对。”
“现官不如现管，因此，国家能源局的具体部门就有了较强的操作空间”。上述熟悉项目审批的人士表示，“在项目上报国家能源局之前，要先找司局的一、二把手去吃饭等。这种交际活动必不可少，目的是探探他们的口风，如果他们觉得这个项目还可以或者说50%以上能做，只要这个信息透露出来，跑项目的就会开始公关这些领导，投其所好，或让他们的亲属或让他们的亲属或朋友参与项目，分一杯羹。”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信息显示：国家发改委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铁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其亲属收受巨额钱物；违规为其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收受礼金礼品。
上述人士表示，在项目中安置亲属、朋友分一杯羹，这种方式是能源领域权力寻租最常见的手段，与直接行贿受贿相比，“这种方式的风险要小一点”。
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年5月份国家能源局出事儿的4名官员中，据他了解，利用现任职务便利涉嫌受贿的可能只有魏鹏远，其他几个出事的主要原因是在项目中安排家属参与做生意。不过他的这一说法未得到能源局和相关机构的确认。
此外，据上述熟悉项目审批人士介绍，公关领导还分为主动公关和被动公关两种。“提前做工作、打通各个环节，这就是主动公关，一般人都会采取这种方式。尤其是前几年，监管不是那么严格，企业主动公关的特别多。”也有企业按照正常程序递交材料，当项目卡壳时，才去公关，“这个时候公关的人是比较被动的”，“要么负责行政审批的官员开条件，要么你开出的条件足够满足他，才会放行”。“选择哪一种方式要看具体的人，根据这个人具体的性格喜好和他的态度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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