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多位“失踪”官员为逃避党纪国法处理，通过不同方式携巨款外逃。《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腐败问题向基层蔓延渗透的现象愈发明显，外逃官员呈现出级别由高向低、从“热衙门”向“冷衙门”蔓延的特点。专家认为，近期官员“失踪”“外逃”事件折射出我国职务犯罪预警机制、官员出入境管理机制存在盲点。
6月以来，广东广州、湖北公安、湖南醴陵3名官员“失踪”，引发公众再度聚焦官员“失踪”乃至“外逃”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随着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多位“失踪”官员为逃避党纪国法处理，通过不同方式携巨款外逃。
今年6月，广州市花都区原政协主席王雁威通过区政协办公室向区委请假治病，至今仍处于“失踪”状态；湖南省醴陵市王仙镇财政所原所长邓元华“失踪”已超过120天；湖北省公安县农业局原副局长兼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已“失踪”5个多月。
实际上，官员“失踪”不归并不罕见，且多数选择了外逃。2010年，广州市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原局长刘荣福以休假为名，持因私护照出境逃往美国；2012年，辽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外逃后，被曝带走巨额赃款；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等官员外逃事件也都引起一时轰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检察系统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同比上升27%，追缴赃款赃物共计77.9亿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失踪”原因未有定论，但从以往经验及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失踪”“外逃”官员多半存在经济问题。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介绍说，官员失踪或外逃情形主要有四种：一是因欠巨额债务无法偿还、感情纠纷等原因脱岗外出躲避；二是因挪用公款无法偿还等违法犯罪行为败露而畏罪潜逃；三是分管负责财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携款潜逃；四是贪官畏罪外逃，或因其他原因叛逃。相关专家总结出近期官员“失踪”外逃的三种方式：“请假失联式”“听风失踪式”“突然消失式”。
公安县纪委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今年上半年，湖北省统一开展三农保险资金审计调查，发现蔡道明可能存在重大经济问题，公安县纪委前期已找他谈话，可能是他预感到情况不妙选择“跑路”。
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的邓元华，曾在湖南醴陵市多个乡镇担任过财政所所长，此前，有传言称邓元华携款近300万元失踪。坊间也有传言称，邓元华喜欢赌博且输了很多钱。
事发后，醴陵市检察院已介入调查。对于邓元华失踪的具体情况，醴陵市有关方面未公布调查进展。他究竟是携款潜逃还是因为之前挪用公款而失踪，目前仍无法证实，涉及金额也尚未确定，但可以肯定其失踪与经济问题有相当大的关联。
湖南郴州市农机局原副局长王昌宏的“失踪”也与债务有关。在舆论关注和郴州市“治吏风暴”行动推动下，郴州市纪委监察局和相关部门经过努力，去年4月，“失踪”146天的王昌宏在广东佛山被找到。
据王昌宏称，自己当时离开主要是因为两件事，一是经商办企业不善；二是借了高利贷，债主追债，自己应付不过来。
郴州市纪委办案人员绘制的王昌宏“投资收益表”显示，王昌宏违反规定，到冶炼厂、煤矿入股190万元和投资小水电给他带来一些收益。不过，他自认为对经济比较在行，没想到会栽倒在期货上。据了解，王昌宏炒期货亏损400多万元。
为了还银行利息及继续投资，他只得四处举债，信用社、亲戚、朋友、下属甚至邻居，都成了王昌宏借钱的对象。王昌宏说，“我借了100多万元高利贷。在还债过程中，高利贷放债人纠集一些社会上的人来追讨，实在没办法应对。”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的债务，加上债权人步步紧逼，成了王昌宏“出走”的导火索。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尽管中央不断加强对官员出国的限制，甚至专门规定，处级以上干部出境需要审批和备案。但是，掩盖身份、绕过重重障碍，成为外逃官员们的主要手法。外逃贪官往往先把家属送出国作为脱身的第一步，再里应外合把资产转移到国外。
一些贪污金额小、权力小的官员基本潜伏在国内，另外一些贪污金额巨大，级别较高的官员多数逃向海外。2012年4月24日，王国强与妻谭某(丹东海关主任科员)持因私出国护照去了美国，此后再无消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