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严跃进表示，这直接表明，房价较高、房价上涨过快的地方，省部级官员更有涉足房地产业的动力。究其原因，一是在部分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即使省部级高官，凭借其收入买房的压力也不少。
二是这些地方的土地升值前景十分诱人，开发商更有腐蚀拉拢官员的决心，为了一块地，开发商往往不惜一掷千金，对官员的诱惑更大。
三是在中国目前的市场中，房产不单纯是提供居住功能的产品，而是一个资产，甚至是消费结构中比重最大的资产。加上房价上涨，这种资产升值的可能性加大。扭曲的住房功能与扭曲的官员心理“狼狈为奸”，自然出现官员多套房的现象。对于专注投资回报率的官员而言，这种不断增值的资产，是其未来退休后的保障。同时，多数官员在城建与规划、土地管理部门等任职，职位的原因，增强了其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关系。政府寻租的私利与动机、以及监管缺失，都使得此类官员易陷入贪污的陷阱之中。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丈母娘需求”等往往能催生省部级官员的涉及房地产需求。一般而言，省部级官员自身并不缺房住，但这一级别的官员，大多已是50岁上下，正值下一代走入社会、买房置业的当口。如果子女要结婚，毫无疑问，丈母娘会问“有没有房子”。按我国的传统，身为高官的父母，出钱买房是理所当然。
不仅如此，记者从一些落马高官的案件中看到，很多子女借助父辈的高位投资房地产，甚至空手套白狼。
严跃进表示，贪官购置房产，除了为自身考虑外，也受到相关利益人的影响，比如子女、情妇等。此类人群的购房需求，将左右贪官的权力运用。“人之常情”的逻辑，加快了此类贪官的涉及房地产步伐。
如何斩断涉房贪腐利益链？
严跃进认为，高官涉足房地产，对于经济与房地产而言是一个伤害。一、这种行为，扰乱了目前市场分配原则，挑战公平的道德准则。二、扰乱了当前的房地产秩序。此类官员将大量的多套购房需求强势介入，势必抬高房价，并挤压普通刚需购房者的购房利益。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日前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部分官员房产太多，也是住房普查执行难的一个阻力。
严跃进建议，对于贪官涉及房地产，尤其是违法的房地产交易，应加大打击力度：一、要建立长效机制，从制度上规避此类官员的腐败现象。这种长效机制应通过政府监督机制与公众监督机制而展开。二、加大对官员房产的审查制度，从财产申报制度等方面喝退此类贪官的各种贪欲。同时，从工资公开、可疑财产排查、加重多套房产纳税额等方面，加大此类人员拥有多套房的成本，并增加其拥有多套房的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三、加大惩罚力度，进而起到警示等功效。四、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状态，强化民主，提升政府行政的公开透明性。
对于官员房产乃至财产的审核公示，浙江、广东等地已经有试点或探索，但全国建立完善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尚需时日。
7月1日，本刊第25期刊发《第三次经济普查仍不敢碰住房？》一文，指出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经济普查中，难以进行住房普查，而此前的第六轮人口普查，也没有统计清晰的住房基础数据。我国的住房基础数据至今仍是一个谜。而无论对于民生还是中国经济，甚至楼市调控，住房普查数据都意义非凡。此外，个人住房普查是调节住房公平的一个重要手段，一旦掌握了真实全面的住房基础数据，那么依靠灰色收入大量购买住房资源的行为将无所遁形。
但是记者调查了解到，此前进行的第六轮人口普查，并未有实质性的住房普查环节，甚至一些住房调查的项目也一度遭到抵制。
甚至连备受各界关注的住房信息联网，也是一再迟滞，频频误期。严跃进表示，公务员财产公示难，有几个原因：一、对于私有财产，因《物权法》等法律因素也影响财产公示。二是财产的申报、评估与公开，牵涉面太大，从而增加了相应的困难。
但严跃进认为，从目前公务员持有财产来看，住房仍是其中较大的财产，而且从技术上看，住房调查相对较容易。因此，房产可以作为财产公示中首要的一项内容，先行试点公开，从套数、房产价值、房产来源等方面进行公示。
一位业内人士甚至直言，其实住房统计技术并没有太大的难题，最关键的是，政府要敢于下公示住房、普查住房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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