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频失踪多涉经济出逃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说，这些年，中国不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订相关协议、谈判、协调协商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失踪官员被引渡或遣返归国受审的案例越来越多。

“没有遣返或引渡归国的人，他们在国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想跑出去也越来越困难了。”李永忠说。

今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做工作报告时称，五年来，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

央行网站曾刊登完成于2008年6月的课题报告《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该报告引用中国社科院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出境限制与身份造假

国家对干部出境有明确规定，包括报批等。失踪官员多持有假身份

对于公职人员、领导干部出境问题，国家其实有多个明文规定。早在1999年，中办就已下发《关于加强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工作意见》。要求，正县(处)级以上干部因公临时出国(境)，要办理审批手续，要由单位填写备案表，报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审核等。副处级出境也要填写备案表。

领导干部因私出境，则需经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再到公安部门办手续。副省级以上干部因私出境，出境审批手续也更严格。

即便如此，高官外逃依然不断发生。综合报道看，一些官员出逃前办理了假的身份信息等。

根据公开资料，目前为止失踪最高级别官员，是2002年10月消失的国电总经理高严，他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媒体认为高严携巨款外逃。审计署2003年审计发现国电公司国有资产流失46亿。

高严至今处于“失踪”状态。曾有消息称他在澳大利亚。

据报道，高严拥有至少3个不同名字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除本人护照外，还持有广东某地户口及护照、澳门居民身份证。当年他出逃，便是持假护照越境。

专家介绍，对于领导干部的出境管理越来越严格。例如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及离退休副厅级以上干部，因公、因私护照均要交由相关部门统管或登记等。

今年初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王岐山在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此前，2010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子女或配偶移居国外的公职人员，应向组织（人事）部门书面报告有关情况。

中央纪委、中组部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暂行规定》应当适用于所有国家工作人员，考虑到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掌握更多公共资源，《暂行规定》将其作为规范重点。

　　技术与制度“预防”

专家李永忠认为，没有责任倒查机制，也是官员能够“失踪”的原因之一

反腐专家李永忠说，公职人员失踪前，一般做了准备。其家庭成员动向一般会发生变动，同时，他们的账户、股金、房产等财产，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果有关部门关注及时，应不难发现蛛丝马迹，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这段时间他长途电话是不是多了，收发邮件频率是否变得频繁。这段时间是否深居简出或频繁活动……”李永忠说，这些官员也可能会突然到远的地方开会或休假。这些可能是给出逃准备条件。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公职人员出逃时，往往会把财产转移境外。这样的大批资金流动，银行应该引起注意并向有关单位汇报。“银行应该成为反腐败的生力军”。

今年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建立“公职人员名单管理”体系，建议把官员及家属、利益关联人在银行、证券、房地产等行业的信息纳入监督平台。林喆认为，这个体系一定程度上能防止腐败行为，包括防止官员出逃。

李永忠指出，对于官员提拔乃至失踪官员，几乎没有责任倒查机制。“没听说有部门因官员出逃而受到处分。”不能做到“守土有责”，也是致使官员失踪（外逃）问题的弊病之一。

姜明安认为，必须重视制度建设，“制定法规从源头上防止官员失踪”。目前已有地方政府如广东珠海，着手制定预防腐败的法规。姜明安呼吁中央也尽快出台预防腐败的法规。

在李永忠看来，目前技术不断发展，对防止官员失踪或外逃已有很好的效果，但这属于技术层面，“微观角度”。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从宏观角度进行权力结构改革，“这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备注：依据公开报道和新京报记者采访整理。）

□新京报记者 孟祥超 李超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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