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腐败分子偏爱房产腐败
在海淀区检察院查办的房产腐败案件中，涉案人员不仅有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还有工作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人”。其中，年龄最小的26岁，最大的62岁。
低年龄段人员犯罪是为了购买住房自住。这些涉案人员大多来自农村，名牌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普遍感到工资收入无法支付高昂房价。某城建研究中心数据室原职员陈某，在管理购房资格核验系统过程中，篡改个人信息使不具备购房资格的人获得购房资格，他从中收受好处费400万元。办案检察官了解到，陈某在农村长大，在北京求学，毕业后考取了公务员，刚工作三年就萌生了犯罪的想法，仅仅是因为他现有的工资收入无法实现买房结婚的愿望。
高年龄段人员犯罪则是已有住房，但为了获取更多的房产而实施犯罪。
在海淀区检察院查处的房产腐败案件中，政府职能部门、科研院校、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都有牵涉其中，主要涉及土地开发、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开发等行业。
房产腐败虽然发案领域集中，但牵涉面广、牵涉人群多、风险隐患大。仅一起为了获得经济适用房指标的拆迁案件，就涉及街道办事处、公安局、非公企业人员等多种主体。
从涉案人员职务级别看，也呈“四面开花”的特点。统计中涉案的36人中，7人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1人为科级以下国家工作人员，18人为未定级人员(主要包括行贿人、国有企业中的聘用人员、受贿共犯)。
记者注意到，房产腐败涉案金额普遍较高。近5年来，海淀区检察院查办的这类案件涉案总额为6853万元，18起案件平均案值为380万元，涉案金额高于其他类型的职务犯罪案件。由于房屋的巨大价值和升值潜力，腐败分子对房产的偏爱要高于其他物品。
房产成为重要的犯罪标的物，反映了职务犯罪的时代变迁和当前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名酒名烟是重要贿赂物品。随着改革开放，音响、录像机、彩电成为紧俏商品，也成为重点贿赂物品。1995年以后，汽车、现金成为主流，贿赂金额向大额发展，腐败分子贪污受贿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新闻不绝于耳。进入21世纪，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不断深入，房产成为重要的财富象征，房子开始不断出现在贿赂物品的清单上。
为了获得房产利益，腐败分子可谓不择手段，主要有五种表现形式:直接将房产作为贿赂物品纳入名下;侵吞公款购买住房;将公有房产登记为私人房产;以借款为名收受贿赂，购买住房;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形式购买住房。涉嫌罪名涵盖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等多种罪名。
房产升值成为腐败动力
恩格斯说过:“在商品社会，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就会有人践踏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就会有人敢冒杀头的危险。”
房产成为腐败分子青睐的对象，与房产本身的价值和升值潜力不无关系。近十年内，北京市房产价格已经翻了几番，其商业价值远远高于公职人员的正常收入水平。
武汉大学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住房成为年轻人最大的压力来源，特别是在大城市落户工作的“新城市人”，仅凭工资收入短时间内很难在城市中购买住房，不少人都有“寒窗苦读却无家可归”、“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难以承受”的想法，易于诱发职务犯罪。这从一方面也揭示了低年龄段人员犯罪的动因。
对高年龄涉案人员而言，由于房屋的巨大升值潜力，让他们视房子为受贿的“硬通货”。2009年左右，前文提到的夫妻二人王某、朱某，以借为名收受杨某提供的150万元购房款。当时海淀区的二手学区房均价在每平方米3万元，如今均价在每平方米6万元以上。投资150万元，回报150万元。从价格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腐败者的利润能够达到100%，这正是他们不惜践踏法律的原因。
当然有所好者，就会有投其所好者。有收的还得有送的。在这些案件中，行贿人之所以愿意将房产作为贿赂物品，是因为其行贿带来的利润远远高于腐败成本，特别是在土地开发、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大宗物资采购等业务大、利润高的重点行业。某河湖管理处原处长李某在河道工程审批过程中，先后收受多家承包方给予的海淀、昌平、顺义等地的房产共9套，涉案千万元，而工程承包商获得的工程利润远远大于其涉案金额。正是因为有利可图，可以使行贿利益最大化，才使得行贿人的出手越来越大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