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如果让中国网民贡献一个热词，无疑，“网络反腐”难逃法眼。
从年初的广西来宾“床照门”，到陕西“微笑局长”杨达才;从重庆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到太原公安局长之子打交警……这一系列事件，皆由网络率先起底，围观网民集体发力，一步一步将反腐线索升格为公共事件，最终用鼠标点开纪检部门反腐调查的按钮。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反腐已经成为一种群众监督权力的新形式。如果说，发生在2008年的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事件，以“剥洋葱”式的递进速度还略显迟滞，那么，2012年发生的雷政富63小时被免事件，则凸显了强力反腐的中国速度。在经历了“房叔”、“表叔”、“雷人”等一系列事件的洗礼后，民间网络反腐作为一种信息时代的新型反腐败模式，已经逐渐摆脱先前的青涩阶段走向成熟。
互联网在反腐败中的独特作用业已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2009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党的建设辞典》正式收录了“网络反腐”这一词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网络反腐借互联网人多力量大的特点，携方便快捷、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成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公众参与是最有效的反腐渠道，应该给予鼓励。”
201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深圳视察，他与互联网企业员工座谈时说:“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今后在互联网的发展与建设中，从法规建立完善到技术的发展各方面，都希望你们更多地建言献策。”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2年7月，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5.38亿。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互联网开辟了一个反腐新战场。民间网络反腐愈来愈被普遍关注，相关机构也开始把民间舆情当作一个有力的沟通帮手。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纷纷建立反腐举报网站，在网上开辟了举报通途，一些官员也不时通过网络与网民互动，收集民情民意，对发现的腐败线索及时督促有关机关查处，这些官方与网民联动反腐的举措，构成了当今网络反腐的独特风景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浦兴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网络反腐是依靠群众提供线索，这种效果超越了传统专业机构的反腐，但关键在于不能光靠群众，也不能光靠机构，两者需要结合起来。
专家的话点出了网络反腐的下一步走势，网络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反腐，不能完全依赖网络和网民自发，而应相辅相成，多管齐下，单纯以民意压力促使官方作为，这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反腐命题中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大把反腐败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反腐问计专家。这些信号让公众对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充满期待。有评论认为，针对当前严峻的腐败形势，更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唯此，社会监督的正能量才能得到进一步释放。
从狂欢到且行且思，从“你说我听”揭开贪腐一角，到逐渐形成一个各阶层广泛参与的舆论场，2012年，网络反腐跨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
在这背后，与网络有关的立法也处于进行时状态。2012年1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这意味着，网络反腐存在的法治缺憾，或可得到一定程度解决。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界限如何划分?散布虚假反腐信息和恶意造谣诽谤，该采取何种法律手段惩处?如何充分保护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这些问题有解，网络反腐才能更好地为反腐败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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