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战结束后，丁汝昌曾告捷李鸿章。后在其自杀前，将曹嘉祥列入报请李鸿章嘉奖的刘步蟾等十位官员名单中，李遵旨酌保刘步蟾等十人。战后曹嘉祥和其他官员，对晚清海军建设等进行反思并积极呈文建言。战后曹嘉祥任烟台水师提督署提调。
晚清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威海一战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规模的舰队不复存在，包括镇远在内的海军官兵大多遣散。战后朝廷上下一片萎靡，许多大臣对于振兴海军没有兴趣，刘坤一认为目前巨款难筹，将领难得，“不必遽复海军名目，不必遽办铁甲兵轮，暂就各海口修理炮台，添造木壳兵轮”。1896年(光绪廿二年)曹嘉祥曾任江阴要塞区黄山炮台总台官。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先后占据天津和北京，清廷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收回天津与各国进行了艰难的谈判，最后在光绪二十八年五月达成协议，签订了有关交接天津的条款。在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大公报》报载的《天津交还紧要公文》中，有这样两条规定:一是为避免驻津各国军队与中国士兵相撞滋事，“故拟由中国国家禁止华兵距驻扎天津之军队二十华里内前进或屯扎”；二是允许“直督设立警察勇一队”。时值天津海河一带盗贼蜂起，在《创设保定警务局并添设学堂拟订章程呈览折》中，袁世凯认为保甲、团练等旧有治安组织，“防盗不足，扰民有余”，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徐世昌等人想通过培训西式警察，以管理接收后的天津。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四月)，袁世凯派直督候补道员赵秉钧，在前期小站所训新军中选拔3000名士兵，聘英国警官和英籍广东人王昆士等，在直隶省城保定进行短期的训练，教以警察大义，使士兵熟悉警察的职能。保定城内设立直隶警务总局，以赵秉钧为总办同时创办保定警务学堂，并在警务顾问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的帮助下，拟定警务章程，为接收天津做准备。光绪二十八年五、六月间巡警训练结束。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清政府从联军“都统衙门”手中收回了天津，保定新训的3000巡警也同时到达天津。曹嘉祥以都司官职带警兵由保定去津，并以钦加副将衔出任天津巡警总局首任总办，负责维持天津接收后的社会秩序。后来这个位于天津金汤桥西的天津巡警总局改为南段巡警总局，又在天津县城河北贾家口设天津北段巡警总局，以段芝贵为总办，北段巡警分设于西沽、塘沽、山海关、秦皇岛、北塘等处。这3000中国警察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作军事戒备。与《条约》规定并无冲突，八国联军也哑口无言。天津市区的治安，由曹嘉祥领导天津南段巡警总局负责。南段巡警总局成立后，曹嘉祥并未将都统衙门的华人巡捕裁撤，而是全部接收了下来，经过改编，与南段巡警总局的巡警共同维持治安。南段巡警总局同时还接收了都统衙门的消防队，改建成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消防队。同时曹嘉祥组织编撰《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现行章程》。其时南段巡警总局下设5个分局，每分局下设4区，分局定额295人。南段巡警总局不但人数比保定多，而且机构也较健全。曹嘉祥还承袭了都统衙门的办法，仍旧设工巡捐局，收铺捐、房捐、车捐等捐，筹措办警经费。
巡警总局的设立和巡警勤务的运转，使得天津的治安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让刚刚经历战争创伤的天津民众，从动荡紊乱之中逐渐平复过来，巡警确实起到了旧式保甲、团练无法起到的作用。沈祖宪在《容庵弟子记》第四卷中这样描述“奸宄不行，闾阎安堵，成效昭然，中外翕服，中西商人交口称誉”。天津的成功让袁世凯更加坚定了推广巡警的信心，他要求直隶所辖的各州县加快设立巡警，并根据各州县的警政办理情况对其主管官员进行奖惩。其后晚清政府也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的做法，逐步建立警察机构，推广警察制度。（孟小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