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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商務廳原廳長曹勇懺悔:官商模式家庭滋生腐敗

2016年06月22日08:12   來源:中安在線

原標題:安徽商務廳原廳長曹勇懺悔:官商模式家庭滋生腐敗

  曹勇。 資料圖

  【編者按】

  有他“罩著”,妻子做生意輕輕鬆鬆賺得巨額利潤﹔有他“幫忙”,妻子輕而易舉地將一棟別墅賣出高價。經他拍板,國家就損失了15個多億。

  安徽省商務廳原廳長曹勇被控涉嫌受賄、濫用職權,日前由安徽省滁州市檢察院提起公訴。案發后,曹勇寫下了一封懺悔書: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我卻依然重復著別人昨天的故事,受賄這張舊船票讓我登上了嚴重違紀違法的客船,駛向了犯罪的深淵。

  我違紀違法的主要事實集中發生在國投新集和浙江瑞通兩個企業對我妻子威鑽公司的利益輸送上。國投新集通過向威鑽公司採購鑽頭產品輸送了1800多萬元非法收入。

  浙江瑞通向威鑽公司購買綠色港灣別墅輸送高出市場價格300萬元房款,兩家企業共計輸送了2100多萬元的非法收入,數額之巨大觸目驚心。不管我妻子的經營活動我知情多少,不管我又沒有直接收受國投新集和浙江瑞通的賄賂,但領導干部配偶、子女違規經商辦企業在黨紀國法中規定、界定是清楚的。

  我妻子的違法所得就是我的受賄,我理應承擔由此帶來的經濟責任、紀律責任、法律責任。我意識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理想信念動搖、法律紀律觀念淡薄讓我意識模糊、思想鬆懈、精神滑坡,利用職權和影響牟取非法利益,收受巨額賄賂,嚴重違紀違法,讓組織失望,讓親人痛心。

  一、收受巨額賄賂,自毀大好前程

  近年來,各級紀委查處的經濟類案件中,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特定關系人利用其職權和影響,牟取非法利益,這是一些領導管干部犯錯誤栽跟頭的重要原因。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008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我取得了事業和婚姻雙豐收。2008年2月,我與妻子登記結婚,2008年4月,我履新任淮南市長。現在看來,2008年也是我災難的開始。我已經查清的違紀違法的事實看,均發生在市長五年與婚姻五年重合點上。

  國投新集是坐落在淮南的一家央企、上市公司。因我市長的職權和影響,加之我妻子的特殊身份,威鑽公司不僅順利成為國投新集的供應商,而且供貨價格還比較高。威鑽供公司5年多來在國投新集共實現銷售收入1億多元,利潤超5千多萬元,其中非法所得達到1800多萬元。

  我仔細算了一下,我在淮南工作1782天,國投新集每天都在使用威鑽公司鑽頭,我每天不知不覺受賄1萬多元,從而構成我1800多萬元的巨額受賄。

  浙江瑞通公司是參與淮南建設的施工企業,替政府修了幾條城市道路,工程額達6億元。瑞通公司老板陳某善於走夫人路線,他時常在合肥與我妻子見面喝茶。2010年底,兩人喝茶時,陳某說打算在合肥買一處房產做公司辦公用房。隨后兩人商定將威鑽公司綠色港灣別墅賣給瑞通公司,結果出售價格高出市場價格300多萬元左右。

  交易后,陳某去淮南就政府欠瑞通公司的工程款一事找過我,我給時任淮南城建投資公司總經理鮑某打電話,請他在年底撥付工程款時予以照顧。這次交易成功,構成了我高達300萬元的巨額受賄。

  我的巨額受賄集中於此。表面上看是三家企業的市場交易,屬正常交易,實際上因市長的存在,國投新集作為淮南座地企業,瑞通是淮南的施工企業,威鑽實際控制人是我妻子,三家企業圍繞我市長職權、市長影響、市長光環進行了超出市場規劃的交易。國投新集雖是央企,但坐落地方,需要地方支持協調解決的問題很多。尤其是煤礦開採,涉及到市縣鄉三級政府,涉及到涉礦的每戶百姓,涉及到規劃、拆遷、征地、安全等方方面面,沒有政府的協調是難以想象的。

  有一次,我妻子說,國投新集及劉某對她企業都很照顧,是否對劉某表示一下感謝。我說不用了,我作為市長也為他們公司協調解決了不少事情。作為丈夫,我也不能脫俗,國投新集的事,能辦的還是盡力辦盡快辦的。浙江瑞通作為一家外來企業,更需要一棵大樹來遮風擋雨。

  急於尋找保護傘的陳某終於從綠色港灣中打開了缺口,從而與市長家庭形成了利益鏈條。實現利益他可以借助我盡快收回工程款,潛在利益在淮南他可以謀取更大發展獲取更多利益。這兩起巨額受賄,讓我深刻認識到既沒有管好自己,也沒有管好家人,“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教訓極其深刻,貪欲自毀前程。

  二、官商模式家庭,滋生腐敗溫床

  我與妻子2008年2月重新組織家庭,“無心插柳”形成官商模式家庭。這種“一家兩制”的官商家庭本以為是最佳模式,是一條通往既富又貴的最佳路徑。這種家庭組合,我挺直腰杆做官,拒金錢於千裡之外﹔她依法經商辦企業,為家庭積累財富。可謂富貴兼得,名利雙收。現在看來這種想法是多麼幼稚、多麼荒唐。

  在官商家庭中,我扮演了丈夫和市長的雙重角色。每當看到妻子疲憊的身影和疲倦的面容,我作為丈夫感到心痛。每當聽到妻子經營公司出現問題,我作為市長就有出面的沖動。這種雙重身份,讓我的感情和理智經常發生碰撞,一會感情佔上風,一會理智佔上風。對待妻子經商辦企業,作為市長,我總體是理性的。但是作為丈夫仍犯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的錯。

  在國投新集和浙江瑞通兩起受賄案中,無論是作為市長的丈夫,還是作為丈夫的市長,在婚姻、在官商家庭面前我做出了艱難的選擇。我知道,我的一句話、一個招呼比她跑上一百趟效果還好,舉手之勞又何必讓她如此辛苦。在家庭中,她經營收益我和家人也都是有所享用的。她裝修豪華的恆大華府我居住其中﹔她公司購買的高檔轎車我也經常乘坐﹔她拿出100萬元資金幫助兒子創業﹔她花50多萬元在舒城縣城買一套商品房讓我的父母居有定所。

  實際上,我妻子公司作為國投公司的供應商,在我就任淮南市長時就應中止合同,退出市場。我的到任,形成了她在我任職地經商辦企業的事實,違反了中央《廉政准則》“五十二個不准”的規定要求。我卻掩耳盜鈴,認為是央企,不屬於我管轄。其實央企在地方,與地方藕斷絲連,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很難發展的。我不但未讓其退出,反而還為她公司參與國投新集新一輪招投標打招呼。

  浙江瑞通與威鑽公司的房產交易,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錯誤,這與我及妻子認識上模糊有很大關系。明知道不該發生的事情,卻沒有制止,形成了異常交易的事實。交易后,我還為瑞通公司就淮南政府欠其工程款進行協調,讓市城投公司在年底撥付工程款時予以照顧。這不僅默認了此次交易,反而讓瑞通老板陳某,體會到交易成功的喜悅。兩個企業,兩次招呼,造成了今天無法挽回的嚴重后果。我的錯誤與官商家庭密不可分,我的違紀違法與認識模糊關系密切。

  官商模式的家庭,在權力與金錢極易產生交易的今天,在黨風、政風、社風、家風好轉仍需時日、反腐倡廉任重道遠的形勢下,從制度設計上杜絕增量、解決存量尤為重要。盡管中央對領導部配偶、子女經商辦企業有具體規定。但實踐証明,這種模式在我國極易產生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官商模式的家庭是滋生腐敗的溫床。

  三、理想信念動搖,清廉底線不保

  十三周年廳(市)官路,我有些飄飄然。認為自己受黨教育培養重用多年,經歷、閱歷、能力都不錯。沒有太多“本領不夠、本領恐慌、本領落后”的感覺。加之現學現賣、現燒現賣、臨時抱佛腳的水平比較高,總能在工作中屢屢過關。憑一點小聰明,往往拍腦袋辦事。

  我一直在反問自己,為什麼理想信念動搖?關鍵時刻甚至把理想信念拋之腦后?究其原因,還是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不夠,秉公用權、廉潔從政不夠,一身正氣、一塵不染不夠,常懷律己之心,常思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想不夠。

  工作交往中,特別是在淮南工作期間,數次收受煙、酒、茶葉、衣服、手機等物品﹔多次收受購物卡、加油卡等有價証劵﹔父親病重,安排去上海手術后又去淮南武警修養。當時主要考慮術后臨近冬天,父母居住的公房破舊,天氣寒冷,不利於病人的恢復,同時我住在武警,早晚也好有個照料。

  父親在淮休養期間,個別領導前來看望,送來少量慰問金及補品,慰問金沒有退回,也沒有上交﹔懷著對兒子的愧疚,為其經商辦企業打招呼。兒子合肥的企業在淮南開了一個門面,銷售富光杯,我不僅沒有制止,反而直接或間接幫助給中化三建、中石化安徽分公司等單位打招呼,從中獲取不當利益。

  法治國家呼喚法治政府,法治政府需要樹立法治思維。拍腦袋、拍胸脯、拍屁股的“三拍”干部已經入歷史博物館,我一直在問自己,“時間都去哪兒了?”天天以工作忙、應酬多為由,給不學法、不用法找借口。對法律知之不多,知之甚少,忙應付,用什麼學什麼,學習不系統、不全面、不深入。沒有牢固增強法制意識,樹立法治思維,結果導致市長任上在重大決策、招商引資中還是出現了不少失誤,有的甚至比較嚴重。如果我作為市長帶頭學法、用法、守法,就會盡量避免決策失誤,更不會出現清廉底線不保現象。

  四、愧對黨和人民,走上不歸之路

  《懺悔》歌有一段歌詞這樣寫道:“我的靈魂有罪,我的傷口有淚,我恨我自己無法面對,我身心疲憊心力交瘁,失去后才發現珍貴......”我深知自己處在“去不了的是遠方,回不了的是故鄉”的窘境,走上了一條不歸路。真切感到愧對黨,愧對人民,愧對父老鄉親,愧對親人。

  愧對黨的教育培養。我從小在農村長大,跳出農門走進大學校門,得益於黨的高考制度恢復﹔從大學校門跨入工廠大門,得益於黨的大學生分配政策﹔從工廠門到機關門,得益於黨的公開選拔干部制度。

  2002年2月,37歲的我任淮北市副市長,39歲任淮北市委常委、秘書長,40歲任省政府副秘書長,43歲任淮南市長,49歲任省商務廳長。13年廳(市)官路,經歷5個崗位,每個崗位都體現培養與重用。每個崗位上的我,都是省同期最年輕的干部之一。

  13年間,我經歷了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學歷教育,經歷了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浦東干部學院、省委黨校的專門培訓。特別是去年上半年參加的中央黨校中青一班4個半月的學習,是作為省部后備干部培養的。黨對我的教育培養是無微不至的,是付出很大代價的。我卻不思感恩、不去珍惜,給黨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我感到十分痛心和自責。

  愧對淮南人民的重托。2008年4月,我懷著一腔熱血。滿腔熱忱奔赴淮南,准備在淮南大地上施展抱負和才華。黨組織賦予我的重要崗位,我十分珍惜、加倍呵護。5年市長路,我曾以“市長難當、市長難得、市長難忘”為題在“中國黨政干部論壇”上發表文章袒露心聲。5年間,我為淮南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與淮南人民的重托還相差甚遠。他們對我的呵護我記憶猶新,他們對我的褒獎我時刻銘記,他們對我的包容我歷歷在目。我卻辜負了他們。市長5年,是我巨額受賄的5年,是我違紀違法的5年。我讓淮南人民失望了,真誠地道一聲“對不起”。

  愧對父親的期待。我是從六安舒城走出來的孩子,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舒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總關情。那裡有我兒時的伙伴、童年的夢想,那裡有我敬愛的老師、親愛的同學,那裡有我可親可敬的父老鄉親。我的每一點進步他們都十分關注,我的每一次重用他們都十分高興。盡管我不能給予他們什麼,也不能給他們幫什麼忙,但他們就是這樣的淳朴,就是這麼執著。在他們眼裡,我是從他們那裡走出來的大干部,我是他們的驕傲。今天我要告訴我的父老鄉親,對不起,我給你們丟臉了。

  愧對親人的囑咐。我是家裡的長子,父母既對我嚴格要求又十分疼愛。17歲我考上大學,記得去六安上學每次都要過我家村庄后邊舒城與六安的界河——豐樂河。幾年中,我數次回來,母親總是堅持背我過河。冬天河水寒冷刺骨,每次看到母親凍得紅紅的腿腳,我的眼睛已模糊,我的心在顫抖。多年來他們隻有付出,即便我當了市長,他們仍居住在鎮上破舊的公房裡。從不給我添任何麻煩,也怕別人給我找麻煩。別人通過他們找我辦事,他們都是婉言謝絕。每次見面,總要教育一番、叮囑一番。因為工作忙很少回去,他們總是坐在電視機旁看安徽新聞,期盼偶爾在電視上看到我的身影。

  現在二老都已年逾古稀,父親大病初愈。聽到我出事的消息,肯定是如晴天霹靂痛不欲生,一定是茶飯不思以淚洗面。我對兒子一直心存愧疚,如今他已結婚生子,本想自己創業卻遭如此重創,孩子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現在我讓家人背貪官罵名的恥辱,並將長期受到痛苦煎熬和精神折磨。這是我余生怎麼也不能原諒自己的。這裡,我要對父母道一聲:孩兒不孝,期盼你們堅強的活著,等兒子回來的消息,再來報答你們的養育之恩。

  妻子因我涉案在身,她與我結合7年,5年多兩地,在一起時間很短,可她無怨無悔,獨自一人承擔起家庭重擔。她心地善良,多年經商辦企業,也做了在金寨捐80萬元建兩所希望小學等不少公益和慈善事情。如今,我80多歲岳母病重,需要她的陪護。遠在國外上高中的小兒子需要她的照料。我的整個家庭需要她去支撐。這裡,我懇請組織能給我涉案的妻子予以寬大。

  “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我深深地感到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對不起親人。我隻能以余生的積極作為向黨贖罪、向人民贖罪、向親人贖罪。人赤條條地來到這個世界,還會赤條條地個世界。生活中常常會揮一揮衣袖,最終不會帶走一片雲彩。

  人性的弱點和貪婪讓我跨越底線、超越紅線,去謀取不屬於自己的非法利益。“給欲望一個容器”,把無限的欲望裝起來,一旦潘多拉魔盒打開,就會越發不可收拾。試想,我作為領導干部,一天三餐飯,一夜一張床,要那麼多錢干什麼?有人說給子孫。其實兒孫自有兒孫福。如果兒孫成大器,給他們錢有什麼用?如果兒孫不成器,給他們錢又有什麼用?金錢多了只是一個符號、一個數字,已毫無意義。到頭來,讓自己深陷囹圄,走上違法犯罪道路。

  我的案例,期望能給人以警示和啟示,即“敬畏黨紀、敬畏國法”,“敬畏人民、敬畏權力”,“敬畏生命、敬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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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源、姚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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