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權臣扳倒不易，御史有時也靠不住
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該做的是“彰善癉邪、整綱飭紀”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報”，要“言出如山、心清似水”。但有時，御史也靠不住。
嚴嵩是明代權臣，“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為奸臣”（《明史·嚴嵩傳》）。而御史對他的彈劾可謂前仆后繼。從嘉靖十六年，嚴嵩還沒有入閣開始，御史桑喬就彈劾嚴嵩“上負國恩，下乘輿望”（《明史·桑喬傳》），嘉靖十九年，御史謝瑜彈劾嚴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箝制言官”（《明史·謝瑜傳》）。到御史鄒應龍扳倒嚴嵩時，前面共有十位御史彈劾過嚴嵩，但都沒有好下場，不是被貶、除名、下獄，就是被廷杖打死。
后來，嚴嵩與內閣首輔徐階互斗，嚴嵩斗不過徐階，明世宗越來越倚重徐階，將嚴嵩冷落一邊，徐階將嚴嵩敗相漸露的信息透露給御史鄒應龍，御史鄒應龍冒險上疏彈劾嚴嵩父子貪賄誤國，明世宗下詔逮捕嚴世蕃，以“縱愛逆子，辜負聖恩”之過，將嚴嵩革職，令其回鄉。
最后，御史林潤彈劾嚴嵩之子嚴世蕃，說他勾結倭寇、圖謀造反。明世宗震怒，將嚴世蕃處斬，嚴嵩被削職為民，所有家產被抄沒，“籍沒之數，黃金三萬余兩，白金二百萬余兩，他珍寶不可數計”，一代權臣終被扳倒。
監察體系嚴密如明代，加之御史“士氣不衰”，仍然無法阻止嚴嵩邊腐敗邊升官，以至於盤踞權力津要二十年，成為“不倒翁”。可見，監察管不管用，不在御史，也不在打鐵者自身過不過硬，有沒有屢敗屢戰的精神，而在皇帝，皇帝是不是真心想反腐，至為關鍵。
所謂“主聖臣直”（《漢書·薛廣德傳》），遇到唐太宗這樣能虛懷納諫的皇帝，御史尚能發揮作用﹔遇到像明世宗這樣“厭薄言官，廢黜相繼，納諫之風微矣”（《明史·鄧繼曾傳》）的皇帝，把你的正當監察行為視為離間君臣，痛加責罰，那就不只是自討無趣了。明代監察“歷代均不能望其項背”，而明代的貪腐也是歷代均不能望其項背。
從徐階暗示御史鄒應龍彈劾嚴嵩可以看出，御史經常是官場上朋黨之爭、打擊異己的工具。事實上，嚴嵩之所以能長期擅權，收賄斂財肆無忌憚，很大程度上在於他網羅黨羽，在監察機關安插親信。
嚴嵩通過一系列收買籠絡手腕，操縱御史，設立彈劾防護牆，很多御史與其說是皇帝的監工，不如說是嚴嵩的打手。隻不過，嚴嵩收買籠絡御史，他的對手也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是被御史參了要命的一奏。
假如連御史都利用手中權力行貪腐之事，誰又能鉗制他們
御史作為皇帝反貪的防線，在某些時候的確能起到作用，但假如連御史都利用手中權力行貪腐之事，誰又能鉗制他們？
明代對於御史出巡曾有明確的律法限制，《出巡事宜》規定，不得泄露機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離職、不得買貨物和鋪張浪費、不得攜帶家屬和枉道回家、不得因私受謁等等。
按明代規定，巡撫與按察御史查獲贓賄，都貯放州縣作為公費。但萬歷時，都御史李採菲就打起了贓銀的主意，“預滅其籍”，銷毀起贓記錄，然后中飽私囊﹔ 沈汝梁巡視下江，“贓賄數萬”﹔祝大舟巡按江西，“臨行票取多贓”﹔巡察雲南御史蘇駉也“貪肆贓盈巨萬”。在這些被揭發的大案中，犯案御史分別遣戍衛所或免為庶民，處分遠較嘉靖朝為重，卻已難挽御史貪污的狂瀾。
及至崇禎朝，御史貪贓納賄已登峰造極。御史史范最為彪悍，巡按淮揚，把庫中贓罰銀十余萬兩都裝入私囊﹔而后又兼攝巡鹽課，他利用這份肥差又把前任貯庫的二十余萬兩贓銀收入囊中。他還為吏部尚書田唯嘉受賄八千金從中居間，自己向富人於承祖勒索萬金。事發之后，首輔薛國觀極力庇護，但証據確鑿，無合法來源財產太多，實在說不清楚，最后下獄“瘐死”（因傷病死於獄中）。
到了清朝，監察官員的貪腐更加嚴重。如乾隆十三年，山東省遭受自然災害，出使查辦賑務的御史及其家人、吏役等卻不顧“民食艱難”，借機勒索，加重了災民的負擔。嘉慶年間，御史廣興兩次出使山東審案，“擅作威福，贓使累累，聲名狼藉”，而與其一同前往的長官左都御史周延棟竟然聽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費白銀十余兩。於是有民謠說：“周全天下事，廣聚世間財。”
對於御史自身貪腐，在帝制時代，除了繼續用錦衣衛、東廠之類的人層疊監視，再無妙法。同樣，屬於皇帝家奴的“廠”、“衛”擁有權力后，還是會向下伸手，這便是死循環。
（王一 綜合自人民網、新華網、《西寧晚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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