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求必應，來者不拒，深陷貪欲泥潭難自拔
在某些人看來，劉少雄的“口碑”似乎相當不錯。隻要所送好處令他滿意，劉少雄都會利用手中權力，辦妥請托人交代的事項。
2007年，個體商人謝文賢在沙井街道某地塊的使用權轉讓方面遇到了麻煩。他找到劉少雄，請求劉少雄出面協調街道辦相關部門。為此，他先后分3次共送給劉少雄人民幣500萬元。劉少雄沒有推辭，全部收下，並幫助謝文賢順利取得該地塊的土地使用權。
與謝文賢的“臨時抱佛腳”不同，深圳市萬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潘澤勇則更深諳“放長線釣大魚”之道，在金錢的引誘下，劉少雄這條大魚乖乖地上了鉤。
為使公司得到劉少雄的關照，潘澤勇自2005年至2012年間，每年春節和中秋節均從公司提取現金送給劉少雄，共計人民幣105萬元、港幣20萬元。
俗話說：“吃人家嘴軟，拿人家手短。”對潘澤勇遇到的麻煩，劉少雄自然少不了給予幫助。
2008年，經深圳市地方稅務局調查核實，萬豐股份公司因多年沒有依法繳稅，需補繳巨大數額稅款。為少繳稅款，潘澤勇找到劉少雄。劉少雄多次出面協調相關單位和部門，后萬豐股份公司隻補繳了部分稅款。為表示感謝，潘澤勇又送給劉少雄人民幣20萬元。
2011年，寶安區委、區政府決定查處、整治沙井街道萬豐社區“白竹山”、“大鐘崗”片區嚴重違建問題，潘澤勇為不被追究相關責任，以及片區內違建樓房不被拆除，先后三次到劉少雄辦公室，共送給劉少雄現金港幣100萬元。劉少雄把錢收下，允諾予以幫助。
權力過載缺乏制約，理想信念不斷滑坡，一步一步走向歧途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劉少雄一步步在歧途上越走越遠？在懺悔書中，劉少雄寫道：“隨著地位的變化，權力的上升，尤其是自己成為街道黨政一把手后，在管轄的區域裡就有了‘呼風喚雨’之勢，此時隻聽得進奉承之語，把批評拋諸腦后……講究安逸，貪圖虛榮，最終走向犯罪道路。”
包括劉少雄在內，一年多來，深圳共查處11名街道黨政一把手，其中多數人既擔任黨工委書記，又任辦事處主任，可謂黨政“一肩挑”。
盡管街道一把手級別不算很高（在深圳，一般為正處級），但權力極大。如劉少雄，每年手上審批出去的資金達上億元，街道大小事務由其一人說了算，大搞“一言堂”。
在賦予街道黨政一把手較大權力的同時，在科學設置一把手權力、實施重大問題集體決策、強化街道人財物管理、有效發揮紀檢部門監督作用等方面，沒有形成完善的機制制度，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督制約。用劉少雄自己的話說，就是“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在權力過載、失去有效監督的情況下，一些街道一把手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便有了操作空間。
另一方面，理想信念的滑坡，人生觀、價值觀的扭曲，則是劉少雄等街道一把手墮落的內因。
從一位普通公務員逐步成長為處級干部，劉少雄自身也較為勤勉努力，在工作崗位上也曾作出過一定貢獻。然而，隨著地位的上升，年齡的增長，劉少雄逐漸鬆懈了思想改造，“功勞簿”心理與奢靡享樂的念頭滋生膨脹起來。
劉少雄在與轄區內的一些企業老板交往過程中，看到他們過著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生活，相比較之下，認為自己貢獻大而收入不多，心態開始失衡，欲望開始膨脹，覺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進而將權力作為為自己謀取利益的工具。
“曾有一位老領導囑咐我：請永遠記住，任何一位領導干部如果在政治和經濟上犯錯誤，是‘永不翻身’的。我為什麼把他的話當‘耳邊風’呢？”劉少雄對辦案人員說。
已為而悔，莫若早戒﹔患至而憂，不如預謀。遲來的懺悔早已無濟於事，咎由自取的劉少雄終究難逃法紀的嚴懲。（何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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