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博“紅顏一笑”，收受賄賂供情婦揮霍﹔滿足於“一擲千金”的虛榮心，不惜冒險突破法律的底線。昨天記者分別從昌平檢察院和石景山檢察院了解到，近年來，在基層公職人員職務犯罪中，每年都會出現一些相關權力腐化“次生現象”的案件。這些案子雖然所佔的比例不大，但也應該為權力監督敲響警鐘。
為紅顏一笑，受賄之財滿足情婦需求
2008年以來，昌平檢察院查處基層公職人員職務犯罪29件29人，其中涉及情婦關系的職務犯罪案件有4件6人。“這類案件基本每年都會遇到。”昌平檢察院反貪局局長楊琳介紹。
楊琳告訴記者，基層公職人員職務犯罪也出現了權力腐化的“次生現象”，公職人員受賄往往是為了博得“紅顏一笑”，為滿足情婦的需求而受賄，或是受賄后的財產主要流向於情婦。比如目前仍在審理的一件受賄案，曾在市政管理所任書記兼所長的郭某，位處正科級，負責市政工程建設項目，他利用職務之便大肆收受賄賂，在受賄的200余萬元中，有125萬元用於資助情婦買車、買房、開店之用。“隻要情婦開口，並哄得他高興，少則幾萬，多則十幾萬，郭某都會投資到情婦身上。”楊琳說。
記者了解到，類似這樣的受賄案，犯罪動機多由情婦引發。情婦往往都是看中了公職人員手中的公權力，然后唆使其利用權力謀私利。在現實生活中，公職人員會偏向於和情婦訴說工作中的情況，認為情婦不會出賣或拖自己下水，從而疏於防范。正是這樣，情婦對公職人員的工作情況堪稱了如指掌，“所以在偵查時，經常會選擇通過情婦突破，這也是比較有效的一個手段。”楊琳透露。
“在預審階段，涉案人員的性格、弱點、喜好、不良偏好、家庭情況、社會關系等信息，都可以設法通過情婦來獲取。”楊琳介紹，情婦的主觀惡性小，處罰相對也小，打消她們的顧慮后，很容易找到案件的突破點。不過，也有“打死也不說”的。
雖然從情婦突破是一個比較有效的手段，但楊琳同時表示，在偵查過程中也存在弊端。首先是情人關系不容易被發現，很難去証實。“這就隻能看官員出事之后第一個找的人是誰，主要是電話和短信記錄。”其次是容易暴露偵查計劃，如果發現案件涉及情婦，傳喚情婦來審訊，若規定的24小時之內仍不能突破，那就可能出現毀滅証據、串供的情況，讓偵查工作陷入僵局。
一擲千金，隻為彌補過去遺憾
滿足虛榮心，享受物質刺激，彌補過去生活遺憾而受賄，也是基層公職人員權力腐化的一種“次生現象”。石景山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偵查一處副處長張濤介紹，類似的案件佔所有貪腐案件的兩至三成。
“其實他們的家庭條件並不困難，只是用自己的收入滿足不了那麼高標准的生活，而為了滿足虛榮心，彌補過去生活中曾經的遺憾，利用公權力做出違規行為。”張濤告訴記者，2011年，首鋼採購部門一個年輕的中層干部劉某，被查時才29歲。劉某兩年間受賄29萬元，他用受賄得來的錢，奢華宴請同學，一頓飯動輒就花五六千元。“上學期間他的家庭環境不太好，日子過得比較清苦，沒錢買手機，同學聚餐也經常是別的同學替他出錢。”張濤說，出人頭地后的劉某就經常宴請曾經照顧過他的同學，認為自己現在有錢了，能在同學面前顯擺顯擺了，想從“一擲千金”后大家的羨慕中得到虛榮心的滿足。
記者得知，在此類案件中，受賄的公職人員多有不如意的過往，或是家庭條件不好，或是感情受挫，或是離婚等。而這些不如意讓他很難找到一個平衡點，於是就通過錢等物質來刺激自己，尋求虛榮心的滿足，彌補過去生活的遺憾。
張濤透露，在這種情況下，公職人員一般會出現兩種極端：要麼十分悔罪，與檢察機關配合默契﹔要麼就完全不認罪，甚至責怪同事或單位故意偽造証據加害於自己。而在案件偵查過程中，最難的也是挖掘涉案人員內心的痛處，打破他們的心理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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