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有自己的至高境界。大家可以選擇牡丹，只是我“泛愛眾而親仁”，我獨愛蓮。在蓮和牡丹之間還需要選擇嗎？還需要思考嗎？還需要猶豫嗎？對於讀書人來說，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是一個不需要考慮的問題。沒有疑問，不必猶豫就可以作出選擇。
《愛蓮說》的主題不是貧與富。文中蓮花、菊花、牡丹三者的對比，給出兩條取舍路徑：其一，取蓮而舍菊﹔其二，取蓮而舍牡丹。牡丹的象征是最為明朗的，富貴這一人生意圖最有影響、最庸俗，也最容易克服。文中指出愛牡丹的是眾人，文章之外關注牡丹、富貴主題的仍然是眾人，而菊花、隱逸的意圖則被掩蓋起來。然而蓮與菊的取舍實際上卻是作者更深層的隱憂所在。究其實，周敦頤心懷“濂溪”，上承孔子“乘桴浮於海”之意，不過是負氣之語。“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的離騷更近千古士子之本心，道不行，“三尺童兒笑廉藺”，真是退亦憂，仕亦憂。惟君子能明知止之道，始終以自強不息，隻此方為周子愛蓮之本義。
儒家思想學說到了宋代，面臨新的環境，需要新的闡釋，當時學者都有一個共識，要求構建一種新理念，王安石稱之為“新經”，而最終由周敦頤、二程、朱熹構建起來的新儒學則稱為“理學”。理學在整個東亞地區影響都很大，“同倫同文”的國家，如中古與近代的日本、朝鮮、越南、琉球，都深受影響。而周敦頤則被稱為“理學鼻祖”，是理學開山之人。
依照《宋史·道學傳》的解釋，周敦頤的思想學說直接繼承孟子，是文王、周公、孔孟以下，秦火之后的第一位“聖人”。儒家學說又別稱聖賢之學，“睿作聖”，“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有聰明智慧、有發明創造、有貢獻於人群社會叫做“聖人”。在中國思想史上，“聖人”和“賢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聖人”是開創者，“賢人”是繼承者。“賢人”還比較多，而“聖人”僅隻有數的幾位，都有特指，並非泛稱。
《宋史》稱，儒家之學自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察焉弗精，語焉弗詳，千有余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周敦頤的思想貢獻是超越時間和空間，跨越漢唐的一千年，直接與孟子相承接。其他學者譬如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都不能當得起“聖人”，隻能算是“賢人”。
周敦頤生平為官有“至廉”、“清尚”之稱，其“濂溪”稱號亦與清廉有關
周敦頤生平與為官事跡，當時已有“至廉”、“清尚”之稱。如潘興嗣為之作《墓志銘》說：“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余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為好名，君處之裕如也……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嘆服，此予之親見也。”
朱子《江州書堂記》說：“先生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裡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王象之《輿地紀勝》說：“濂溪在道州營道縣之西，距縣二十余裡。先生既不能返其故鄉，卜居廬山之下，筑室溪上，名曰濂溪書堂。”
周敦頤的“濂溪”稱號，顯然也與清廉有關。“濂”字唐以前古文罕見。《說文解字》沒有“濂”，隻有“溓”。《公羊傳》有“群公溓”，鄭玄《易》注“溓之言廉也”。因此有學者認為，“濂”字可能為周敦頤所創，他將清廉的“廉”加上“水”旁，給自己家鄉的溪水命名，從而造出了“濂”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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