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教授侯欣一(右)做客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搜狐網聯合舉辦的兩會訪談節目。中青在線供圖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中的一位法學家，南開大學教授侯欣一認為，自己的政協建議多與“常識”有關。
比如，他今年的一個建議，就是改革持續了多年的勞動教養制度。他指出，勞教是一種司法程序之外的社會治理手段，但是，近期報道的一些個案顯示，勞教有時成為一些不良官員遮蔽違法亂紀行為、侵犯公民權利的工具。目前支撐勞教制度的是國務院及其下屬部門的規定，而隨著我國法律體系的完善，這些規定已與《行政處罰法》、《立法法》等“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隻能由法律設定”條款背離。
侯欣一常常呼吁要“多向官員普法”——這是建設法治政府的前提條件之一。3月11日，他應邀做客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搜狐網聯合推出的兩會在線訪談時，談的就是法治政府問題。他表示，建設法治政府，就要把政府的權力關進法律的籠子裡。
3月10日提交全國人大審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引起各界熱議。該方案強調加強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設。對此，侯欣一指出，在政府的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中要注重法律依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的30多年裡，國務院已經進行了6次機構改革，此番是第七次改革啟動，平均5年多一次，這與時代發展的需求有關，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機構設置的隨意性。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指出了這一問題。
侯欣一舉例說，我國的《國務院組織法》比較籠統，對國務院應該設有哪些機構和這些機構的職權范圍都沒有明確的規定，地方政府也有類似情況。以至於出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國務院組織法》規定“各部設部長一人，副部長二至四人”，但是，相當一批部委的副職人數都超過規定。在有的地方，副縣長數量嚴重“超標”的事情也屢屢被人發現。
以法制史為研究領域之一的侯欣一說，法治政府是與人治政府對應的概念。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主要依靠人治手段或者政策治理，下發了很多“紅頭文件”。這種治理方法暴露出了很多問題。20世紀80年代，執政黨和政府提出了“依法辦事”的口號，強調依法履行職責，減少政策和個人意志在整個政府運行中的地位，對於從人治向法治的轉變發揮了很大作用。
但侯欣一指出，“依法辦事”的工具導向太強。到了20世紀90年代，“依法行政”的概念提出，又向前邁進了一步。直到最近幾年，“法治政府”概念逐漸清晰。“‘法治政府’可以說是我們這30多年改革開放一路走過來的自然結果，也是學術界、官方和民眾對我們社會發展目標更加清晰、對政府定位更加准確以后的新提法。
他告訴記者，關於法治政府，如今形成的基本共識是——法治政府應是民意政府，經過民意產生﹔是有限政府，不僅權力存在著邊界，權力運行的方法也應有限度﹔是陽光政府，運行過程對外公開﹔是責任政府，承擔與權力對應的責任。
他說，政府的權力再“有限”，由於現代社會公共事務日益增多，政府的權限依然很大。因而如果政府責權不清，出事后不承擔責任，就與法治政府的目標相去甚遠。在問責上，現在尚無明確的法律，問責就較為隨意，有時發生了責任事故，涉事官員當時礙於輿論的壓力受到處理，但過些天換個地方又重新上任。這種情況並不鮮見。
作為比普通公民有更多機會可以近距離觀察政府的一名全國政協委員，侯欣一指出，應該客觀承認，政府在依法行政上做了很多工作。國務院2004年頒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當時提出要經過十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這份綱要實施之后，政府的進步不小，比如開始重視民間社會組織的作用，比如在民意的推動下，對社會反響比較大的“三公消費”情況進行了公布，又如頒布或修訂了行政許可法、國家賠償法等，“如果國家錯了，對公民要賠償”的理念得到傳播。
“我們可以看到政府自身的努力。還有一個可喜的變化，就是公民的成熟度明顯提高，來自公民對政府的監督越來越有效、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常態化。”侯欣一說，法治政府的建設，光有政府自身的自覺肯定是不夠的，還需要全社會共同監督、幫助改進。
他以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為例說，這一方案雖然征求了一些專家學者及部門的意見，但連政協委員都是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時才看到文件，留給大家的討論時間很少。再如公眾關注的“國家賬本”，我國的政治年度從3月份兩會開始，由人代會批准年度財政預算，但財政年度是按照自然年度來算的。這意味著1月到3月期間對政府花錢的監管存在盲點。兩會結束后新批准的預算撥款才能到位，也是導致年底突擊花錢的重要因素。這個問題的背后，是政府預算能否依法編制和公開預算。
他認為，從法治政府的標准來看，目前政府與之差距依然很大，各級政府一定要有緊迫感，政府工作人員也要增強法治思維。
“很多政府人員還是習慣於利用權力、利用個人魅力、利用其他政策去治理這個國家或者治理這個地方，他們對‘強人政治’還有很高的信仰。法治政府一定不是‘強人政府’，選擇法治就是要放棄人治的想法。”侯欣一委員說。(張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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