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是一種文體，文章學家來裕恂在其《漢文典》中說：“惟箴之本義，引申古今治亂興衰之跡，反復警戒，使讀者惕然於心，默知自鑒，斯乃正體。”箴體有二：官箴與私箴。私箴是用以警戒個人言行的，如唐韓愈的《五箴》，宋程頤的《四箴》，類似座右銘﹔官箴是對為政者的一種警戒，示以為官為人之道，往往用諷刺的手法以預防和挽救過失。早在秦漢之際就有官箴問世，其大量產生則始於宋元時期。與前代相比，宋元官箴講究德才並述，內容以弘揚儒學經典為主，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實用性，集中體現了宋儒理學價值觀，其中圍繞禮義廉恥而展開的部分內容觸及了廉政問題，是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遺產。
主張內修官德
宋陳襄《州縣提綱》指出：“居官不言廉，廉蓋居官者分內事。”宋代以降，受理學強調內在道德修養的影響，統治者在吏治整頓中，開始注重通過宣傳教化以戒除貪污腐敗，官箴以經世致用為要義，旨在教導官吏遵循儒家文化價值觀而行事，故而備受當權者推崇。於是，官箴文化大行其道，得以風行和發展。宋呂本中在《官箴》中提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並認為：“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呂本中把為政三德作為處事大法，可見其重要性。其實，幾乎所有的官箴都會談及官員的個人道德修養，認為廉潔與否關系官員人格高下。宋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直陳“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士大夫若清廉，便是七分人”，將個人名節與清廉合在了一起。真德秀在《西山政訓》中勉諭僚屬四事，即廉、仁、公、勤，諸事之中將廉擺在第一位。此文被后世文人列在《名公書判清明集》的文首，當做官吏如何“清明為官”的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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