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想了多少年也沒整明白：從北京首都機場開車到天安門廣場要多長時間？這段路約30公裡，按說20分鐘夠了。但誰要是這樣教你，那是憋著要毀你。
對這事有兩種態度，一是認了，上下班高峰時忍著時速10公裡，半夜就百公裡飛吧。這挺像市場經濟，見縫插針，快慢由天。百年前泰坦尼克號將沉時，三四等艙的乘客就喜歡市場精神，爭先恐后，寸隙必搶。
另一是秩序，別那麼急火火的，半點都不大家閨秀，計劃經濟嘛，一律時速30公裡！泰坦尼克號的一二等艙的乘客多是有錢人，他們熱衷秩序，彬彬禮讓，類似計劃經濟。但事后統計証明，三四等艙的乘客的逃生效率，比一二等艙高，存活率也高。
這裡有一個問題，比如哪天你有急事要快走，路上車少也可以快走，但規定隻能30公裡，怎麼辦？有兩個辦法，一是遮擋號牌，讓電子狗沒轍，這要冒違法受罰的風險﹔二是事后托關系疏通，使小事化了。這兩種辦法，或還有更多的辦法，都是以車主付出成本為代價。
車主付出了成本，誰得到了利益？換句話說，30公裡的設限合理嗎？北京人民大會堂前的道路，寬寬的，早先就設限30公裡，遠遠地有警車埋伏，一輛輛逮住那超速的車。后來限速改為50公裡，現改為70公裡。
經濟學教授謝作詩講了房地產容積率的故事，與30公裡限速類似。重慶市原規劃局局長蔣勇通過為開發商增加容積率，受賄1796萬元被判死緩。如果沒有政府容積率管制，開發商會讓摩天大樓遍地起嗎？會讓牽手樓密不透風嗎？不會，因為高樓的建造成本、特定地理位置的供求關系、購房者的心理需求等的綜合作用，形成了市場均衡的容積率。注意，這個容積率是市場決定的。
但官員不干，他們規定了低於市場均衡的容積率。結果，在開發商的賄賂下，容積率還是回到了市場本來的均衡水平。就容積率來說，管制和不管制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容積率回歸市場水平是以開發商的賄賂為代價的，這個成本要體現在房價上，最終要由購房者承擔。這個例子說明，政府對市場的管制往往不能增加社會福利，而是相反，就像先前政府規定農民種庄稼的間距一樣辛苦並荒唐。
一些規定是政府設租，卻給一些官員尋租創造了條件，毀了干部，比如蔣勇。行政介入越深，越毀人。
由“房妹”翟家慧牽出原鄭州市二七區房管局局長翟振峰，因介入經濟適用房，就比一般的房地產腐敗更有故事。經適房的開發利潤是被行政固定的，如果開發商能浮夸成本，而壓低實際成本，就能獲得更多利潤。於是一些開發商在建房之前，便會就土地前期征用補償費，與土地部門、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鄉鎮政府及村委會私下協商，壓低地價和有關補償價格，同時向物價部門報價時抬高成本價格，這就給官員們的獅子大開口提供了更大空間。
經適房實行微利經營，政府部門為彌補開發商的利益缺口，曾允許經適房開發商開發一定比例的商品房作為補償（即“補差房”），鄭州市曾規定不超過開發面積的30％。這裡面就有變通的可能。據《法制日報》報道，鄭州市一個經適房小區有393套房源，拿出來參與搖號的僅200套，剩余的193套均神秘地直接落入戶主手中。辦案機關提供的數據顯示，2005年至2009年，開發商上交至鄭州市經適房管理中心的房源僅佔總房源三分之一。
經適房本來是提供給特定人群的，但不符合申購標准的人，通過加價和偽造資格也可買到，這其中，大量經適房被分給了公務員和國企職工，經適房變成福利分房。甚至，公務員和國企職工根本不用掏錢拿房，隻倒賣房號就賺了大錢。這不是鄭州一市的情形，也不是在房地產和經適房范圍裡所能解決的。
在如此環境裡，“房妹”的出事是偶然的，但“房妹”的出世是必然的。終於，河南省住建廳下決心，將於2013年年底全部取消經適房。在全國，經適房的命運也近完結，就像虛擬的限速30公裡，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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