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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對權力制約監督進行了深化和拓展
通過歷史地比較，可以看出黨的十八大在權力制約監督問題認識上的深化和拓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通過權力系統的結構化改革，實現權力的有效制約與監督的認識越來越清晰。要有效監督權力，必須實現權力的結構化改革，克服“權力過分集中”的體制，這是一個不大可能繞過去的方案選擇。十六大雖然也涉及到權力“結構”議題，但重點還是放在“權力運行機制”上;至於如何實現權力的結構化改革，認識還比較模糊，對策還比較抽象。十七大在權力結構化改革的認識和所提出的對策上都大大地前進了一步，即提出了“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這樣一個“三權”結構框架。十八大也繼續堅持了這個精神，並提出“要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關鍵的不同就在“確保”二字。到底如何才能確保?首先就是要先建立和實現“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這樣一個三權結構。
通過發展更加廣泛充分健全的民主，實現讓人民能夠監督權力的認識越來越清晰。十六大和十七大的焦點主要放在基層民主上，事實上，我國的基層民主，特別是村級民主，自1988年就開始邁出了實質性步伐。從1988年開始，在我國的農村基層，就開始了“村民自治”，開始實行“競爭性直接選舉”的試驗。十八大在發展民主上有兩個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是要發展更加廣泛、充分、健全的民主。“廣泛”就突破了僅僅局限在基層的框框限制。在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的基礎上，十八大把發展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提到更重要的位置，而且提出要“落實和完善黨的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試行鄉鎮黨代會年會制”等一系列具體的對策。二是高度重視民主制度建設。十八大提出要“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保証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人類迄今為止發明的主要民主制度的類型有民主選舉制度、民主決策制度、民主管理制度、民主監督制度。西方民主主要強調民主選舉制度，特別是要建立競爭性直接民主選舉制度。其實，其他的民主制度也很重要。這次的十八大也高度重視民主監督，即做到“讓人民監督權力”。
切實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更大，思路更加清晰。十八大在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上的新精神體現出兩點突出的變化。一是改革的決心不同。盡管十六大、十七大都談到了“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也設定了改革的框框。例如，更多地強調“中國國情”、“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求“政治體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適應”。在十八大報告中，把政治體制改革由原來的隻出現在正文部分提升到標題位置，並加上“推進”二字予以強調;雖然也強調“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但相比於十六大，在“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前加上了“積極”二字，凸顯了態度上的變化。二是改革思路的清晰程度不同。十八大繼十六大之后，再度提出要改革“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而且作為首個“更加注重”。在筆者看來，改革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是我國政治體制總體改革的“牛鼻子”或樞紐。不進行這樣的根本改革，不克服“權力過分集中”的體制，權力結構化改革、民主、法治幾乎寸步難行。政治體制改革從執政黨開始，而且聚焦於“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凸顯了政治體制改革思路的清晰化。
實現權力有效監督依賴兩大對策、一條路徑
概括起來，十八大關於如何實現權力有效監督的主要精神集中在上述三個方面，即兩大對策，一條路徑。兩大對策就是:實行權力結構化改革;發展和實現民主。一條路徑就是:推動全面深入的政治體制改革。回顧人類數千年來和腐敗所作的斗爭，能否戰勝腐敗的一個關鍵前提就是是否實現了對於權力的有效監督，而能否有效監督權力則依賴於這兩大對策。很多人把這兩大對策概括為:權力監督和權利監督。權利監督也叫作民主監督。在這兩大監督中，民主監督是基礎，權力監督是保障。實現這兩大對策的必由之路則都是改革政治體制。
老實說，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困難程度、風險程度和復雜性都比經濟體制改革要大。這些阻力不僅來自傳統的觀念、保守的思維，還有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
有鑒於此，十八大精神能否切實得到貫徹執行，政治體制改革大門能否真的打開，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前面一定會有很多的風險和挑戰。能否成功推動改革，不僅需要政治勇氣，還十分需要政治智慧。政治勇氣和決心恐怕主要來自於解放思想以及對於改革的緊迫性和危機感的感受。政治智慧則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能否從過去30年的改革中汲取營養，找到克服阻力、化解風險的路徑或路線圖。我個人認為，堅持漸進模式，認真總結和借鑒30年改革的成功經驗，盡量少地設置這樣那樣的框框，勇於試驗，就有希望找到一個既符合我國實際國情又滿足現代民主政治普遍要求的政治體制。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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