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权臣扳倒不易，御史有时也靠不住
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清似水”。但有时，御史也靠不住。
严嵩是明代权臣，“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明史·严嵩传》）。而御史对他的弹劾可谓前仆后继。从嘉靖十六年，严嵩还没有入阁开始，御史桑乔就弹劾严嵩“上负国恩，下乘舆望”（《明史·桑乔传》），嘉靖十九年，御史谢瑜弹劾严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箝制言官”（《明史·谢瑜传》）。到御史邹应龙扳倒严嵩时，前面共有十位御史弹劾过严嵩，但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贬、除名、下狱，就是被廷杖打死。
后来，严嵩与内阁首辅徐阶互斗，严嵩斗不过徐阶，明世宗越来越倚重徐阶，将严嵩冷落一边，徐阶将严嵩败相渐露的信息透露给御史邹应龙，御史邹应龙冒险上疏弹劾严嵩父子贪贿误国，明世宗下诏逮捕严世蕃，以“纵爱逆子，辜负圣恩”之过，将严嵩革职，令其回乡。
最后，御史林润弹劾严嵩之子严世蕃，说他勾结倭寇、图谋造反。明世宗震怒，将严世蕃处斩，严嵩被削职为民，所有家产被抄没，“籍没之数，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不可数计”，一代权臣终被扳倒。
监察体系严密如明代，加之御史“士气不衰”，仍然无法阻止严嵩边腐败边升官，以至于盘踞权力津要二十年，成为“不倒翁”。可见，监察管不管用，不在御史，也不在打铁者自身过不过硬，有没有屡败屡战的精神，而在皇帝，皇帝是不是真心想反腐，至为关键。
所谓“主圣臣直”（《汉书·薛广德传》），遇到唐太宗这样能虚怀纳谏的皇帝，御史尚能发挥作用；遇到像明世宗这样“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明史·邓继曾传》）的皇帝，把你的正当监察行为视为离间君臣，痛加责罚，那就不只是自讨无趣了。明代监察“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而明代的贪腐也是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
从徐阶暗示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可以看出，御史经常是官场上朋党之争、打击异己的工具。事实上，严嵩之所以能长期擅权，收贿敛财肆无忌惮，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网罗党羽，在监察机关安插亲信。
严嵩通过一系列收买笼络手腕，操纵御史，设立弹劾防护墙，很多御史与其说是皇帝的监工，不如说是严嵩的打手。只不过，严嵩收买笼络御史，他的对手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被御史参了要命的一奏。
假如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
御史作为皇帝反贪的防线，在某些时候的确能起到作用，但假如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
明代对于御史出巡曾有明确的律法限制，《出巡事宜》规定，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买货物和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和枉道回家、不得因私受谒等等。
按明代规定，巡抚与按察御史查获赃贿，都贮放州县作为公费。但万历时，都御史李采菲就打起了赃银的主意，“预灭其籍”，销毁起赃记录，然后中饱私囊； 沈汝梁巡视下江，“赃贿数万”；祝大舟巡按江西，“临行票取多赃”；巡察云南御史苏駉也“贪肆赃盈巨万”。在这些被揭发的大案中，犯案御史分别遣戍卫所或免为庶民，处分远较嘉靖朝为重，却已难挽御史贪污的狂澜。
及至崇祯朝，御史贪赃纳贿已登峰造极。御史史范最为彪悍，巡按淮扬，把库中赃罚银十余万两都装入私囊；而后又兼摄巡盐课，他利用这份肥差又把前任贮库的二十余万两赃银收入囊中。他还为吏部尚书田唯嘉受贿八千金从中居间，自己向富人于承祖勒索万金。事发之后，首辅薛国观极力庇护，但证据确凿，无合法来源财产太多，实在说不清楚，最后下狱“瘐死”（因伤病死于狱中）。
到了清朝，监察官员的贪腐更加严重。如乾隆十三年，山东省遭受自然灾害，出使查办赈务的御史及其家人、吏役等却不顾“民食艰难”，借机勒索，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嘉庆年间，御史广兴两次出使山东审案，“擅作威福，赃使累累，声名狼藉”，而与其一同前往的长官左都御史周延栋竟然听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费白银十余两。于是有民谣说：“周全天下事，广聚世间财。”
对于御史自身贪腐，在帝制时代，除了继续用锦衣卫、东厂之类的人层叠监视，再无妙法。同样，属于皇帝家奴的“厂”、“卫”拥有权力后，还是会向下伸手，这便是死循环。
（王一 综合自人民网、新华网、《西宁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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