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35岁现象”，在聚焦案例之外，更需要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下打量一代人的成长，观察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痕。
长期参与领导干部培训、宣讲的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章友德，以社会学专业角度解读了他眼中的“35岁现象”。
更是一个代际现象
记者（以下简称“记”）：以前都说贪腐有“59岁现象”，现在又多了“35岁现象”这个提法，您怎么看这种提法？
章友德（以下简称“章”）：现在的贪腐现象，除了多发生在59岁或35岁上下的，也有不少发生在像我这样的50岁年龄段。无论“老虎”还是“苍蝇”，其实各年龄段都有，我倒觉得不存在很特别的“35岁现象”。
关注这个现象，或许是因为近来有几个集中曝光的案子都指向了35岁，大家诧异于怎么进入社会不久的年轻公务员也敢滥用权力，形成了“苍蝇日众”的印象，所以用“35岁”做了提炼符号。
记：符号不能代表本质。
章：对。如果仔细分析，这更是一个代际现象。
35岁左右的人，大致出生在1978年以后。这是怎样一群人呢？他们生逢改革开放初期，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1978年以后，我们国家进一步明确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时间点，正是这批人读中学的时候，即通常说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阶段。社会急速变化、经济飞速发展的外部环境，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记：利益至上、文化相对缺失，这样的时代背景在一代人的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章：那个年代也提文化和精神，就像我，是从1992年开始读博的。当时我的同学，比如傅杰（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杨（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宏图（现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都是一批理想主义者。再说商界，比如江南春、郭广昌等，他们当时也在读书，而且很多人读的都是文史哲等看似无用的专业。比起现在很多学生，一门心思盯着热门的经管、理工科专业，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无疑更理想主义，更有一种投身社会、奉献社会的激情。毕竟我们的“三观”早在青少年时期已经形成，等我们读大学时，对90年代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有发自内心的认同，并能领会其背后的意义。
当然，在利益诱惑下，任何一代人都有贪腐的可能，但仅从代际角度说，我能鲜明感受到，我们和“78后”，对社会的理解、价值观的认知，有很大不同。他们出生后，直接面对改革开放的转型期，面对价值多元、迷茫甚至失范的冲击。
记：这种时代转型带来的冲击，对他们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章：这代人到了1998年，恰逢大学扩招，上大学的机会一下子猛增，而扩招最多的是市场营销之类比较“现实”的专业。他们读书，更多与日后赚钱联系在一起。在很多人眼里，一个专业好不好的标准，就是将来能不能赚钱。过去很多人选择文史哲专业，是出于内心的喜爱，到了后来，其中的一些专业往往成了不得已而被调剂来的“兜底专业”，家长也不甘心，千方百计想着把孩子转到更能赚钱的专业。
大学整体上的育人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学生称老师为“老板”，从这种称呼中，可以看到市场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有围墙的大学里，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开始讲求经济效益。于是，学生在大学形成的社会认知、未来选择，更加紧紧地围绕“成功学”，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社会所崇尚的英雄更多是财富英雄，像过去我们所崇敬的知识英雄多已经落伍了。
总的来说，现在35岁左右的一代人，价值观形成于特定的经济起飞阶段，上大学时又恰逢中国大学功利化倾向日益明显。而当他们走入社会后，遇到的社会环境是：评判人的成功与否、衡量人的能力标准，很多就是看你有没有经济能力。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获取财富，人们并不是那么在乎。如此，面对一步登天、一步致富的机遇，他们中的一些人就难抵诱惑了。当然，我描画的只是一个群体像，不代表每一个“78后”都会如此，这只是时代在一代人身上的投影。
35岁的叠加效应
记：您曾经给一些犯罪的年轻公职人员讲过课，他们被抓后心态怎样，受到触动了吗？
章：我接触过一部分年轻的经济罪犯，35岁以下。部分人认为，是自己运气不好，被抓住是小概率事件。在这部分人的认知中，道德失范的社会，法不责众，他们从观念上，就不认为贪腐触犯了什么底线，不清楚这种犯罪的后果有多大，而现实环境也增加了他们的预期，最后他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
记：其实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生于什么年代，人到了35岁，本身就是一道分水岭吧？
章：是一道很明显的分水岭。
大学毕业刚刚步入社会时，可能同学之间的差异没那么大，大家作为单位最底层，都谨小慎微，或是“夹着尾巴做人”。但是经过几年的奋斗，到了35岁，不少人的事业已步入正轨，有一些用武之地，可以施展才能，这样便形成了第一道分水岭。在这道分水岭面前，有人快速独当一面，有人却仍然默默无闻。脱颖而出的人毕竟是少数。比如一些年轻的公务员，35岁就成为处级干部，他们在单位里开始掌握一定的资源，此时，大多数同龄人还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批领跑者的优越感、盲目的自大便渐渐浮出水面。哪怕他们当初在学校里还是比较单纯的、怀有理想的人，但在十几年的成长、工作，与社会的接触中，耳濡目染，被一些不好的社会习气、潜规则所影响。种种心态、环境、人生阶段的比对，在35岁起到了叠加效应。
记：有人觉得，现在社会上的年轻人胆子比老一辈人大，显得更加天不怕、地不怕，您认同吗？
章：我一直在讲信仰问题。中国传统社会强调信仰，无论是敬天也好、悯人也好，都是信仰，是对自然法则和人的尊重。现在35岁左右的这批人，正好成长在传统道德逐渐失落、现代法治建设刚刚起步之时。人失去内在的道德约束、忽视外在的法律约束，社会又处在汹涌追逐财富的时代，很多东西都被贴上了商品化、市场化的标签。有些人甚至把权力市场化，以致他们觉得生活中并不需要道德的约束，也模糊了法律的边界。
记：而真正要减少或杜绝“35岁贪腐现象”，也不能只靠一代人自身的觉醒和改变。
章：是的。处在一个具体环境中的年轻公务员，哪怕他自己心中有理想，可一碰到现实利益，涉及情与法的冲突，未必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必须用外部环境迫使他、鼓励他，遵循做人做事的正确方式。比如我们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并非是虚无缥缈的概念，值得我们去践行的事情太多、太重要了。
我前不久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 《迎接一个新的中国时代的到来》。内容是近年来，提倡反腐倡廉，官场风气有了哪些改变。这些改变，大家都看得到，而且我认为这并非是运动式的一阵风。让人们内心重树起对法律、对道德的敬畏，需要一个契机，而近来的反腐行动，无疑正是这样一个突破口。(记者 龚丹韵 实习生孙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