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名遂 绘
一家船舶公司老板刘某为了得到业务上的特殊照顾，多年苦心经营与上海船厂的一批业务部门主管的人脉关系，逢年过节不忘打点——少时一次送三、五百，多时一出手就是5万元现金，7年行贿37次之多，累计数额近50万元。据上海市检察院反贪局透露，这样的“细水长流”，已成当今行贿主要方式，犯罪嫌疑人通过多头行贿和多次行贿的方式欲与受贿方形成长期钱权交易关系。
检察机关近年审理的案件显示，工程建设、航运、教育就业等专业性特别强，以及具有部门垄断管理意味的领域，行贿现象依然多发、易发。为此，检方建议司法机关、政策制定机关及社会公众，各方联手监督制约，切断利益输送的灰色通道。
行贿人并不都是个体老板
据市检察院反贪局统计，2009年至今年第一季度，本市各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共查办受贿犯罪880件916人，行贿犯罪案件239起351人。其中，个人行贿191件291人，单位行贿39件51人；对单位行贿4件4人，介绍贿赂4件5人。可以看出，被查出的行贿犯罪数量依然远远不及受贿犯罪。
351名行贿者中，检察机关对230人提起公诉。其中，法院判决的有190人，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16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实刑11人，管制2人，宣告缓刑132人，拘役8人，免予刑事处罚21人，无一起案件作无罪判决。
与社会普遍印象不同，行贿人并不都是个体老板。行贿人多是为了接业务、做项目，向手握权利的关键人物行贿。数据显示，行贿者中，除了273名私营和民营企业人员外，还有6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1名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员，38名个体劳动者，4名外资企业人员。
这些案件的涉案数额在20万—50万元之间的居多，行贿数额在500万—1000万元以上的有2人，1000万元以上的只有1人。一起单位行贿案中，窦某作为一家实业公司和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了低价拿到转让的集体用地，两年中先后以“投资回报”形式行贿1750余万元。
记者从近年来统计的案例发现，行贿行为正在向社会各个行业渗透，涉及到工程建设、动拆迁、航运、教育就业、医疗卫生、政府采购、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执法司法等20余个领域。立案处理的351名行贿人中，102人涉及工程建设招投标、15人涉及土地出让、22人涉及医药购销。
行贿人送钱名目繁多
行贿人多次行贿和多头行贿的现象比较突出。戴某为了在白鹤镇鹤陵园公益墓地承接墓用石制品制造、销售业务，先后6次向鹤陵园原负责人张某行贿6.2万元，先后5次向白鹤镇社区管理办公室原主任李某行贿64万元。多年来，他在两人“关照”下未经一次招投标程序而累计承接500余万元的墓穴建造工程。最终，法院认定戴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特别严重，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长期交易使行贿行为变得越来越隐蔽和复杂。查办的不少案件中，行贿人送钱的名目很多，包括“投资入股分红”、支付“购房补贴”、招待旅游、提供外出“学习考察”费用和咨询费等等。市检二分院查处的一起行贿案件中，顾某在房地产开发中为从长江集团违规借款5000万元，向时任长江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焦某行贿195万元。为了让焦某更容易接受，顾某行贿的说辞有时是为其儿子支付婚宴费，有时则是给一笔购房补贴等等；而在杨浦查办的两起案件中，为高校提供图书购销服务的吴某，对每本教材都设置了高达定价10%—15%的回扣率，并以科研经费、提供论文版面费等名目对高校学者行贿。另一起案件中，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林某两次支付受贿人及家人境外旅游的费用，共计5万元。
检察机关对行贿者设禁行令
行贿人和受贿人双方形成的长期稳固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寻租。一些“掌权部门”的负责人，利用手中权力，避开各种监控、法规、审核，将公权化为私权，寻求自身经济利益。检察官认为，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等，都属于权力寻租的范畴。
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也在探索通过一些社会联动机制切断权力寻租的利益链。本市检察机关自2006年向社会公开推行启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后，2006年至2013年，全市检察机关共接受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13.2万余次。
检察机关还对有污点的行贿者设置 “禁行令”。比如，普陀区检察院与区民政局联合，在社会团体管理中实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将查询系统中的检索组织机构代码和个人身份证信息进行比对，有“污点”的行贿者将无法进行社团登记；浦东新区检察院还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五大银行联手，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纳入信贷审批、信用卡申领等金融业务前置审批程序，将不诚信者拦在门槛之外。（记者栾吟之 实习生张兆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