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斌
12月13日，据媒体报道，400名省级党委常委中逾半查摆“人情吃喝”问题。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截至12月7日，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单位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已全部召开。400名省区市党委常委中，228人查摆(即找出问题等不利因素的原因所在，及时修正)了吃“人情饭”、喝“人情酒”等问题。为何这么多领导不约而同查摆出了“人情吃喝”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人情吃喝”是一种亚腐败
现实中，很多领导干部在观念认识上，对“人情吃喝”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认识不足，以为不直接拿人钱物就不是腐败。
“事实上，‘人情吃喝’是一种直接的利益冲突行为，某种程度就是一种亚腐败作为。”南通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黄红平认为，人们请领导干部“吃喝”，不能完全说没有相互加深感情的因素，但从现实案例看，更多的是怀着“有朝一日用得上”的目的。
“在人情文化背景下，一个领导干部或一个高级干部，如果不参与‘人情吃喝’，旁人就会说他不合群，属于另类。久而久之就会被‘官场’亚文化孤立。”武汉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斌雄教授认为。
在这次整治“四风”中，不难发现，会有一些人以“人情吃喝”搪塞自身存在的其他问题。“这是‘壁虎式’的政治自保行为，说白了，就是避重就轻。不能说没有揭短和亮丑，但还不足以触及思想灵魂，效果有待观察。”黄红平指出。
记者发现，从全球实践经验看，在清廉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官员对“人情吃喝”的态度，基本是反感的，而且，这些国家的相关制度规定很详细、惩罚措施也严厉。“我们的领导干部为什么做不到，归根结底就是权力没有关进严密的制度牢笼，权力很自由，所以官员很快乐。”黄红平说。
“对于领导干部队伍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人情吃喝’问题，如果放任不管，必然会逐步演化出各种廉政风险和利益冲突。”李斌雄表示。
“人情吃喝”是为求得利益
“人情往来”是否掺杂着攀附公权力以求得某种利益的因素在其中?也就是说，在日常礼仪中是否嵌入了某种不当要求，应是着重考量的关键。
李斌雄表示，领导干部队伍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人情吃喝”问题，虽然是比较轻微的作风不正问题，但如果任其演化，会在整个“官场”形成不良风气，助长奢靡之风和脱离群众的行为。
作为掌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应当对每一次“人情吃喝”保持戒备之心。行使公权力、担当民生重任的领导干部，倘若觥筹交错在各种“人情”饭局之间，不仅仅是代表个人行为。如果耽沉于“人情吃喝”，迷失方向，走向腐败是迟早的事情。黄红平认为，领导干部“人情吃喝”盛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制度还不能够贴切现实的生活情境，规定不够具体和详细，执行力不够，惩治力也不强，监督方式更不健全，不能把广大人民的力量真正发挥出来。
关键是跳出人治思维
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对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等作出全面规范。为遏制铺张浪费和“三公”消费乱象，12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从陪餐人数、工作餐性质、接待场所等多方面提出了简化公务接待的细化要求。
“治理领导干部队伍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人情吃喝’问题，必须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还必须建立、健全和落实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机制。”李斌雄认为。
受访专家表示，管住人情吃喝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关键在于我们的决心有多大。在抓住治权这一根本上，要研究和制定出能够真正反映领导干部生活情境的好制度，给予详细化和具体化，使之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并加大奖惩力度，特别是惩治力度，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监督作用。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权建设的制度化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各种相关制度相继出台，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步伐。
“这些制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但其成效是否能够长久，关键在于思维之变。如果不能跳出人治思维，拘囿于人情的窠臼，即使制度再多、口号喊得再响，那也不可能指望这种‘人情吃喝’乃至腐败治理有多大的效果。”黄红平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