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县人大代表因举报被刺的背后
“县领导打招呼”后获事业编制
在王江河递交的文字材料中，刘凯正是被举报对象之一。
记者了解到，王江河的举报信称，刘爱平所经营的爱平集团存在养殖数量虚假、骗取国家补贴、未善用专项资金等行为。举报信的落款印有王江河的身份证号和两个手机号，信后附上了自称是“联名举报刘爱平的群众”的签名及手印，共计6页。
“刘爱平儿子刘凯，系县畜牧局工作人员，却在其父授意安排下，从不上班，却照常领取国家工资。”举报信提及。
7月31日，记者在衡东县畜牧水产局办公室看到了贴在墙上的《衡东县畜牧水产局签到册》。该名单中有“刘凯”，但至少从7月16日起，他的签到栏一直是空白。
一名工作人员确认，此处的“刘凯”与人大代表遇袭案的“刘凯”是同一人，“他最近被抓了，所以没法签到。”
该局副局长谭国良坦承，刘凯大约2007年进入该局工作，属于衡东县畜牧水产局的事业单位编制。
“当时，他的父亲刘爱平获得了很多国家级、省级荣誉，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县里很重视。于是县领导打了个招呼，把刘凯安排进了我们局。”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透露。
“刘凯入职没有经过考试。”这位负责人坦言，在2007年以前，像刘凯这样进入畜牧水产局的不止一人，家里通常都有一定关系。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刘凯平常并不在局里上班，因此与他并不熟，只知道刘凯是霞流镇动物防疫站驻点防疫员。
据了解，一些县级畜牧水产局会在下辖的乡镇设置动物防疫站，负责动物防疫技术服务、监督管理等工作。有的防疫站还会将工作人员下派到具体的防疫责任村。
“刘凯的编制在县里，但岗位在爱平集团。他在爱平集团既要做防疫员，也要承担其他工作。”一名副局长说，刘凯每个月会来县局一两次，每月工资一部分由县财政负担，约1000多元；另一部分补贴由他“自行解决”。
当被问及“回自家公司工作是否合适”，他认为此举是出于“工作需要”。他同时承认，当初刘凯入职时多少引起了周围人的一些不满。
但是，记者在霞流镇动物防疫站发现，办公室墙上挂着的《2010年度霞流镇动物防疫站责任村一览表》中并无“刘凯”的名字。
《一览表》注明了14名动物防疫站职员的具体分工。在“防疫责任村”一栏中，“爱平集团”是唯一一家接受防疫服务与管理的企业，且名列榜首，其余的“防疫责任村”均为霞流镇境内的各个行政村。
值得注意的是，与“爱平集团”对应的村级防疫员并非刘凯，而是动物防疫站站长陈水华。陈水华及多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刘凯不归我们这管。”
这意味着，“防疫员”刘凯日常既不在县局上班，也未与镇动物防疫站保持工作联系。
可是，衡东县畜牧水产局一位负责人此前表示，由于刘凯驻点的爱平集团产量较大、未出现重大疫情，刘凯近年的考评结果不错。
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典型”
记者调查发现，作为刘凯进入事业编制的“保障”，刘爱平所经营的爱平集团在衡东县畜牧养殖业格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衡东县畜牧水产局，一位自称上世纪80年代初与刘爱平有过接触的工作人员介绍了刘爱平的“发家史”。
刘爱平与县畜牧水产局的交集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彼时，县畜牧水产局还叫县畜牧水产总站。总站创办了养猪场等企业，其中养猪场建有5间猪舍，并外聘了五六名饲养员，刘爱平是其中之一。“五六人里，刘爱平的效益算比较好的。这也为他后来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由于公办企业效益不好，数年后，刘爱平回到霞流镇，专心发展自己的猪场。事实上，自1982年起，刘爱平家就养了几年猪，但规模并不大。
王江河的举报材料中称，在猪场的创办初期，刘爱平曾经“借猪充数”，在上级领导前来检查或考察之前，刘爱平会把其他养殖户的猪借来，赶进他家的猪栏里，算作自己养的猪。
衡东县畜牧水产局一位负责人推测，这种现象可能在刘爱平养猪初期存在，但近几年应该没有了。
据此前当地媒体报道，由于“刻苦地学习，艰难地摸索”，刘爱平的猪场迅速壮大。1982年，刘爱平的猪场年出栏量不满100头，1992年这一数字上升为2000头。
报道称，就在10年后，刘爱平猪场的养猪量又增长到了“年产1.2万头，常年存栏4800多头”。
记者注意到，1992年至2002年是养殖场飞速发展的十年。2003年，刘爱平成为衡东县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