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依据，在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学》作为“四书”之首，是儒学重要的思想载体。它所倡导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目标，“慎独正己”的修身方法，“平政爱民”的施政纲领，“以义为利”的价值取向，不仅对古代的廉政建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内圣外王”的理想目标与当代廉政建设
目标是行动的指南，人只有首先树立起崇高的理想目标，其行动才会有正确的方向与澎湃的动力，其人生才不至于坠入腐败堕落的深渊。
《大学》开篇就通过“三纲领”点明了其追求的最高目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使命在于发扬正大光明的品格，使人人都能够革故纳新，最终达到至善的境界。《大学》之所以在文章伊始就先确立其目标，是因为它认为人贵在“知止”，“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朱熹注说：“止，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知道人生应最终达至的境界，才能够有坚定的志向，然后才能心意宁静，情性安和，进而才能思虑精详，处事得当。
“止于至善”的最高目标明确了之后，如何才能得以实现呢?《大学》认为，最高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进一步又讲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八条目”是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统一整体，它十分集中又极其精辟地体现了儒学“内圣外王”的思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条目讲的是通过不断加强个人学问、道德方面的修养，进入“内圣”境界的修身过程和方法。修身为中心环节。齐家、治国、平天下三条目是“修身”的自然延伸，修身达至“内圣”的道德境界之后，《大学》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外王”的政治目标。由此可见，“内圣”是“外王”的前提条件，“外王”是“内圣”的最终归属。“大学之道”也就是“修己治人”之道，“内圣外王”之道。
《大学》所倡导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目标，也是儒家所一贯提倡的。这一思想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元素，对我国当前的廉政文化建设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
首先，当前的廉政建设应注重对干部进行立志教育，立长远之志、崇高之志，这样才会“不畏浮云遮望眼”，对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有正确的把握。从目前一些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看，无论他们的问题最终出在哪个方面，其基点都是个人的理想信念出现了动摇。因此，今天的为政者在理想信念的问题上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应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抵御腐败的最坚强的精神力量。
其次，当前的廉政建设仍应注重对传统的“内圣外王”思想的发挥。今天的为政者应继承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把自身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统一起来。一方面为政者应有达至“内圣” 的修养意识，积极地通过文化知识学习来“格物、致知”，通过思想政治学习以“诚意、正心”，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使自己具备仁爱、博大的胸怀，在得失、利害之前能做出正确的取舍。另一方面为政者又要有“外王”的责任心，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有亲民为民的情怀。为政者一旦接受人民的托付，就要敢于并且乐于向社会展示自己的才能，把远大理想和实际行动结合起来，顺民意，谋民利，排民忧，解民难，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尽心尽力为社会奉献，做一个新时期的“内圣外王”型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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