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有自己的至高境界。大家可以选择牡丹，只是我“泛爱众而亲仁”，我独爱莲。在莲和牡丹之间还需要选择吗？还需要思考吗？还需要犹豫吗？对于读书人来说，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一个不需要考虑的问题。没有疑问，不必犹豫就可以作出选择。
《爱莲说》的主题不是贫与富。文中莲花、菊花、牡丹三者的对比，给出两条取舍路径：其一，取莲而舍菊；其二，取莲而舍牡丹。牡丹的象征是最为明朗的，富贵这一人生意图最有影响、最庸俗，也最容易克服。文中指出爱牡丹的是众人，文章之外关注牡丹、富贵主题的仍然是众人，而菊花、隐逸的意图则被掩盖起来。然而莲与菊的取舍实际上却是作者更深层的隐忧所在。究其实，周敦颐心怀“濂溪”，上承孔子“乘桴浮于海”之意，不过是负气之语。“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的离骚更近千古士子之本心，道不行，“三尺童儿笑廉蔺”，真是退亦忧，仕亦忧。惟君子能明知止之道，始终以自强不息，只此方为周子爱莲之本义。
儒家思想学说到了宋代，面临新的环境，需要新的阐释，当时学者都有一个共识，要求构建一种新理念，王安石称之为“新经”，而最终由周敦颐、二程、朱熹构建起来的新儒学则称为“理学”。理学在整个东亚地区影响都很大，“同伦同文”的国家，如中古与近代的日本、朝鲜、越南、琉球，都深受影响。而周敦颐则被称为“理学鼻祖”，是理学开山之人。
依照《宋史·道学传》的解释，周敦颐的思想学说直接继承孟子，是文王、周公、孔孟以下，秦火之后的第一位“圣人”。儒家学说又别称圣贤之学，“睿作圣”，“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有聪明智慧、有发明创造、有贡献于人群社会叫做“圣人”。在中国思想史上，“圣人”和“贤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圣人”是开创者，“贤人”是继承者。“贤人”还比较多，而“圣人”仅只有数的几位，都有特指，并非泛称。
《宋史》称，儒家之学自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察焉弗精，语焉弗详，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周敦颐的思想贡献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跨越汉唐的一千年，直接与孟子相承接。其他学者譬如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都不能当得起“圣人”，只能算是“贤人”。
周敦颐生平为官有“至廉”、“清尚”之称，其“濂溪”称号亦与清廉有关
周敦颐生平与为官事迹，当时已有“至廉”、“清尚”之称。如潘兴嗣为之作《墓志铭》说：“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余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此予之亲见也。”
朱子《江州书堂记》说：“先生世家舂陵，而老于庐山之下，因取故里之号以名其川曰濂溪。”王象之《舆地纪胜》说：“濂溪在道州营道县之西，距县二十余里。先生既不能返其故乡，卜居庐山之下，筑室溪上，名曰濂溪书堂。”
周敦颐的“濂溪”称号，显然也与清廉有关。“濂”字唐以前古文罕见。《说文解字》没有“濂”，只有“溓”。《公羊传》有“群公溓”，郑玄《易》注“溓之言廉也”。因此有学者认为，“濂”字可能为周敦颐所创，他将清廉的“廉”加上“水”旁，给自己家乡的溪水命名，从而造出了“濂”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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