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催生了古代监察制度，秦朝开始通过上级对下级官员的考绩来实现监督
进入春秋时期后，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日益下降，出现了“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局面。诸侯国为了各自国家的生存，都或多或少地在尝试新的治国方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战国时代。国家制度创新的客观需求，激发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空前繁荣，史称“百家争鸣”。公元前536年，郑国丞相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开创中国成文法的先河。此后陆续涌现出一批政治家、军事家反对传统的“礼治”，要求“以法治国”、“一断于法”，后世将这一批人统称为法家，正是法家催生了古代监察制度。
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李斯等，其中以商鞅最为知名。商鞅在秦国执政近二十年，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法律，以重刑厚赏来确保法律执行，创建了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制度，使秦国的国力在秦孝公以后长期凌驾于其他六国之上。到李斯为相时，则帮助秦王嬴政利用法家的理论，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并一手将君主专制制度推向了极致。
法家人物在创制覆盖整个社会的律令体系时，非常注重对官吏的管理。1975年湖北云梦县出土了睡虎地秦简，其中的《秦律杂抄》提到了“除吏律”，《秦律十八种》记录了“置吏律”的三条律令，是关于官员任命、调动、代理的规定。同期出土的《语书》，有6支简记录的是南郡守腾命其所属各县书曹对吏实行考绩的事情，附带写明了当时“良吏”、“恶吏”的标准。这些存世的简书不仅表明秦律中已经包含了吏治的内容，而且也证明秦朝已经开始通过上级对下级官员的考绩来实现监督。
此外，秦朝还设置了具有监督职能的专门机构。根据《史记》的记载，秦朝在中央设置御史大夫，作为主管监察的最高官吏，其位上卿，“掌副丞相”。御史大夫的属吏有两丞，一为中丞，二是御史丞。御史丞主要是在府内协助大夫处理日常公务；中丞则在殿中掌图书秘籍，并外领监御史以督郡县，内领侍御史以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在御史中丞之下，设有15名侍御史，为临时性的派遣监官。在郡一级地方机构，则设置了监御史，负责监督郡守和其他官员，即“秦有监御史，监诸郡”。关于秦朝的监察机构设置，尽管尚未出土直接的文物证据，但后世的这些史料已足以证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秦朝时已经完成初创。
汉代健全的监察机关的设立以及专门监察法典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完全确立
公元前206年，秦帝国在建立15年后就走向了崩溃，李斯所主张的对官吏和百姓实行“轻罪重罚”的做法是负有重要责任的。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治上采取轻徭薄赋、约法省刑、与民休息的做法。当时以陆贾、刘安为代表的思想家，融合道家与法家学说，主张治国应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先德后刑，形成了重德轻刑的黄老学说。道家“无为”的治国理念虽然使国家富裕，但是同时也造成了“七王之乱”的混乱局面，国家也无法应对北方匈奴民族的入侵。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吸收道、法、墨、阴阳等诸家思想，发展了新儒学，在获得汉武帝的信任后，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从而使儒学成为官学。此后儒家的很多思想以法律的方式体现出来，使儒家真正融入到国家的治理之中，“春秋断狱”就是儒家入法的一个反映。汉武帝的治国并没有纯儒家的色彩，而是将儒家的形式地位和法家的实际运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例如，汉武帝重用不折不扣的法家人物张汤、赵禹等人进行了大规模立法。据《汉书·刑法志》载，当时共有律令359章，以至于“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汉武帝采用“阳儒阴法”的政治手段，缔造了一个富裕、强盛的西汉王朝，创造了中国封建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汉朝在加强立法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对官吏的治理，统治者效仿秦朝的做法，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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