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山澤/漫畫
歷史學家們注意到，除了在制度設計上加強對官吏的監察之外，春秋戰國時期監察方式的變化還表現為監察獨立性的增強，監察與行政有進一步分化的趨向，開始出現帶有專職監察職能的監察官吏。這些有專職監察職能的官吏有御史和諫官兩種，其中御史監察朝政和百官，諫官則專司諫諍。御史原為史官，負責保管一國的文書檔案及重要文件資料，后由於其掌記事、糾察之職，逐漸成為君主的耳目。春秋戰國時期，御史的監察職能隨著政治發展的需要而逐漸凸顯、獨立出來。雖然行政與監察尚未完全分離，但這一趨向值得我們充分注意。
御史可溯源於西周，稱小宰、宰夫或御史，分屬天官塚宰和春官宗伯之下。據《周禮·春官》記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塚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御史作為官名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記載，羅振玉《殷墟書契續編》5·18·8號甲骨文上有“朕御史”。董作賓《殷墟文字乙編》6360號甲骨上刻有“方禍象取乎御史”。也有歷史學家持有不同的看法，認為商代御史與史、卿史等皆主祭祀之事，不掌監察。
春秋戰國之際，各國都有御史，但實際上只是相當於國君的機要秘書，“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通典》卷二十四《職官典》)。魏、韓等國在縣令之下設有由國王派遣委任的御史。例如韓國安邑的御史去世，有人請求繼任，向國王請示，國王說:應該按制度遞補(《戰國策·韓策》)。呂祖謙《大事記》據此認為這是國君派遣御史監掌郡縣，就是秦漢設“監御史”掌監郡的起源。
戰國以后，御史開始司職監察。《史記·滑稽列傳》載:“(齊)威王大說，置酒后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淳於髡所以恐懼，是因為監察官在后，怕酒后失禮而被糾查問責。
淳於髡是戰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其具體生卒時間不詳，主要活動在齊威王和齊宣王之際。他以博學多才、善於辯論著稱，是稷下學宮中最具有影響的學者之一。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諫官制度。諫官制度也可稱為給諫制度。根據史料記載，諫官制度起源也很早，《周禮·地官·保氏》記載:“保氏掌諫王惡。”保氏就是西周時期的諫官，這証明先秦時期，我國已有了諫官。
西周設置了採詩官，到民間採詩。採詩官“振木鐸循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天子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清]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証》)。《漢書·食貨志》也記載西周時期，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所謂觀民風，就是了解國情、民情以調控施政得失。西周社會，以詩來造輿論十分盛行，詩歌成了最重要的輿論媒介。西周時大量的諷諫詩作，實際上是規勸統治者不要奢侈腐化的輿論監督。
西周還設有調查民意的詢問官——小司寇、鄉大夫等職。凡是重大決策，都要由詢問官征求國人意見，然后向天子報告。採詩官和詢問官的設置，實際上是民眾輿論監督的一種重要形式。《呂氏春秋·勿躬》載管仲對齊桓公說:“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這裡所說的大諫臣就是春秋時期諫君的諫官。到了秦漢時期諫官制度已初步形成、初具規模，但一直到唐代才更加成熟和完備。
商鞅變法在對百官和人民的監察上，實行舉報制度，並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秦主張實名舉報，反對匿名舉報。《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有“投書條”雲:“有投書，勿發，見輒燔之。”意思是:有投匿名信的，不得拆看，見后應即燒毀。舉報與監察的職能由此在立法上得到了部分確立與保護。
從行政管理角度而言，行政監察制度的確立促進了行政與監察相互制衡局面的形成，發揮了制約行政行為、維護政令暢通、糾正過失和不法的作用。秦統一后，基本上承襲了商鞅變法所確立的制度，秦朝政治體制中包含著行政、軍事、監察三權分立的因素。正因為秦代的監察制度存在著許多合理性，所以才為以后歷代相沿襲。
(李傳印 供稿: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上的腐敗與反腐敗”課題組，課題主持人:卜憲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