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類似表述在廣東、山西、吉林的通報中都出現了。多地紀委傳來的信號是辦案力量正在充實。
例如，廣東省通報明確提出充實辦案力量，突出紀檢監察機關辦案主業。目前，該省紀檢監察機關辦案力量已超過機關總人數的一半。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向記者分析，在過去一年的反腐過程中，“通過幾次辦案，紀檢部門發現問題較多，人手還是不夠。另一方面還是要繼續加大辦案力度和反腐力度。”
數據可以支撐這個觀點。據披露，2014年1月∼5月，廣東省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25380件次﹔其中，初核線索6301件，同比提高66.4%﹔立案4039件4046人，同比提高19.2%。
這個數據背后，是2355件農村基層案件被查處，另查處廳級干部嚴重違紀問題38人的辦案結果。其中被查處的廳官中，包括廣東省政府原副秘書長、省海防打私辦原主任羅歐，廣東電網原總經理吳周春，省科技廳原副廳長王可煒等。
山西省紀檢部門的步子則邁得更大一些。該省紀委監察廳新增設了兩個紀檢監察室，增加20個辦案人員編制，至此，機關專職查辦案件的紀檢監察室增加到5個。通報稱，目前正進行的機構調整，擬將這一數字變成“8個”。
與此同時，充實到辦案一線的，還有公檢法機關和審計部門被選調的一批辦案能手。
“我們可以看出，紀委自身建設的力度還是比較大的。”竹立家說，要想工作做得更好，紀委也需要公眾和輿論監督，紀委的工作過程、辦案過程公開透明，這是一個方向。
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巋看來，增加紀委辦案力量的舉措，尚停留在“治標”之舉，因為這種做法還是把落腳點放在事后，強調事后追責的力量。“紀檢部門能否像香港廉政公署那樣，被授予更為強大的權力和獨立地位？如果只是增加人手、加強辦案力量，怎麼真正有效地抓住腐敗的官員？”
沈巋擔心，一些紀檢部門可能會受地方行政或利益關系影響，人手增加，辦案力度增加了，還是沒有實現在當下的政治體制之下，讓公民真正有力量去控制監督官員，“單加強紀委力量，效果不一定能達到。”
其實，各地、單位的紀檢部門對反腐制度性的探索也在進行。例如，安徽省通報披露，正研究制定巡視發現問題線索分類處理制度，完善省委巡視機構與省紀委、省委組織部對巡視發現問題線索的及時移交、處置與督辦機制。國土資源部則修訂印發《國土資源部黨組工作規則》、《國土資源部工作規則》，試圖防止“四風”反彈。（記者 盧義杰 實習生 汪詩韻 王景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