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高官扎堆獨董”的制度之謎

7月25日，中國重汽(香港)有限公司在港交所發布了獨立非執行董事換屆公告。媒體報道，接任的三位獨立董事為貴州省原省長石秀詩、山東省原省長韓寓群和國稅總局原副局長崔俊慧。一紙看似尋常的獨立董事換屆公告，觸發了人們對飽受詬病已久的“退休高官扎堆公司獨董”現象的再度關注。

據有關數據統計，截至2009年末，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有768家聘請了前政府官員甚至現任官員作為公司高管，前官員總數達到1599人，在A股3萬多名高管中，其比例達到5%。在市值排前五十的A股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獨立董事，副部級以上官員在11人左右。

人們對於退休高官擔任企業獨董存有非議，並非是完全針對高官本人，而是當權力無所不在又涌現新的追逐權力資源的途徑時，對於制度現狀不滿的自然反應。企業為何鐘情退休高官以及退休高官是否會充當企業與權力之間的媒介暫且不論，退休高官扎堆上市公司獨董對獨立董事制度產生的影響確實值得探究。

我國之所以引入獨立董事制度，是因為原有的監事會制度運行不盡如人意，試圖通過具有獨立性和專業性的獨立董事加強對公司經營的監督，減少公司控股股東的內部控制，改善公司治理，同時保障社會公眾股股東利益。遺憾的是，自2001年建立該制度以來，效果不佳，“花瓶董事”和“人情董事”幾乎成為獨立董事的代名詞，相關的制度建設止步不前。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將設立獨立董事的辦法交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規定至今付之闕如。2006年証監會修訂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也基本沒有涉及獨立董事問題。目前較為詳細具體的規定，仍是2001年証監會出台的《關於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但該規定實際將獨立董事的提名權交由公司大股東控制，對任職資格規定模糊，對至關重要的獨立性要求規定明顯不足。退休高官隻要符合公務員法禁止任職盈利性組織的時限要求，出任獨董可以說毫無障礙。

客觀地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出任獨董的是否為退休高官，而是他們是否具有獨立性，能否發揮應有的作用，以及對制度本身會產生什麼影響。從獨立性看，一個期望獨董代表社會公眾利益的制度規定由大股東控制人選，制度本身便存在吊詭之處，無論任何身份的人選，都因此不可能具有獨立性。如果具有獨立性，沒有專業性的獨董也未必沒有可能借助一定的手段發揮監督作用;而沒有了獨立性，具有專業性的獨董危害更大。在此制度下，真正可以寄予期望的是通過責任制度約束獨董，可惜的是，目前的責任僅限於証監會對其進行違規處罰，主要集中於未及時披露公司重大事項、信息披露虛假和嚴重誤導性陳述等方面，這些行為與獨董職責背道而馳。從現狀看，退休高官任職獨董的最大危害，或許在於對其處罰更加有難度，使得獨董制度更加形同虛設。

企業與前高官一拍即合，可以看作是理智的經濟人所作出的自然選擇。如果有嚴格的任職標准和責任規定，退休高官或許會知難而退，或許會成為真正的獨董。總歸，一個嚴格的適用於各種人選的制度，對於制度本身的有效性必不可少。

(作者系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