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专题片《国家监察》昨日开播获关注 保障公权力真正服务人民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如何日臻完善？怎样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如何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成果，推动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摄制的纪实专题片《国家监察》，于1月12日晚八点黄金档登陆央视综合频道。第一集《擘画蓝图》一经播出，便凭借权威的视角、生动的细节及精良的制作，赢得热烈反响。

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案例回溯】

郭海担任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盲目追求业绩，主导下属公司与“德正系”公司合作开展贸易，因严重失职渎职造成集团损失高达43亿余元。

早在2014年，山西省公安机关、国资委纪委、检察院等部门都对该案展开了调查。一晃近3年，调查始终停滞不前，坊间开始流传“郭海能量大、有后台，能平安着陆”等传言。

郭海案面临的尴尬，颇具典型意义。监察体制改革前，涉及公职人员的违纪违法问题多头办理、各管一段，没有充分实现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导致谁都管却谁都没管住、管到位。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启动后，从2017年3月21日对郭海采取留置措施，到7月15日法院判决郭海13年有期徒刑，仅3个多月时间，就办结了这起拖了3年的积案。

【改革坐标】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

时间回到四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明确表示：“要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2017年，按照党中央部署，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率先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仅仅在省监委挂牌两个多月后，山西省纪委监委就查办了留置第一案——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海案，改革效能初显。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作出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的战略部署。2018年3月，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委全部组建挂牌，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配套一体推进。

监察体制改革后，原来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罪名，以及涉及村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罪名，一并调整为监委管辖，使这种“九龙治水”产生的监督空白、死角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观众热议】

由于反腐败力量分散，郭海案调查3年也没个结果。监察体制改革后，将相关职能整合到监委，有效解决了原来多个机构间互不通气、协调不畅等问题，很快就查清了其违纪违法问题，充分证明改革后形成了更为高效的反腐合力。

——山东省蓬莱市纪委监委组织部副部长 游正新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使各级监委成为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实现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有力推动了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而监察法在依法赋予监委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的同时，也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宝贵经验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为监察机关履职赋予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理支撑。

——福建省厦门市直机关纪检监察工委干部 陈默

反腐败力量集中，监察对象“扩容”，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大亮点。不仅仅是工作效率的提升，更深层次的是监督管理从“九龙治水”到“攥指成拳”、监察对象从有盲区死角到全面覆盖，惩治腐败更加精准有效，不敢腐的震慑效应充分显现，标本兼治综合效应更加凸显。

——江苏省灌云县纪委监委干部 乙秋月

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

【案例回溯】

暗号、接头、密谈……这些颇具戏剧性的情节，在贵州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晓光身上一度真实上演。

国家监委挂牌不到10天，王晓光被查，成为适用监察法的中管干部留置第一案。经查，王晓光股市交易额高达4.9亿元，盈利达1.6亿元，资金和交易都挂在多个亲朋好友名下。

不仅如此，他还采用多种隐蔽手段对抗调查。为了销毁赃物，他“忍痛”把茅台年份酒倒进了自家的下水道。正如他妻子感叹，扔也扔不掉，喝也喝不了，送也送不完，倒也倒不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2009年茅台酒价格一路飙升。为借酒生财，王晓光通过时任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等人，先后为家人及亲属获取了4家茅台酒特许专卖店经营权。7年间，借由131.48吨茅台酒定额指标，获利4000余万元。

坐拥茅台酒经营权的袁仁国，一方面将其作为政治攀附的筹码，违规为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王晓光等人及其亲属办理特许经营权并增加配额指标，另一方面则大肆谋取私利，其家人从中违规获利2.3亿余元。

【改革坐标】

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党中央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将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陆续制定一系列监察法配套法律制度。

监察法既是赋权也是限权，对于证据的标准、合法性作了详细规定，也对监察机关的调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证据要经得起检察和审判机关的审查。无论是措施使用，还是证据固定，都必须强化法治思维，按照刑事审判的标准进行。

王晓光案认定的犯罪事实和调取的证据材料，经受了检察机关移送审查、公诉和审判机关的检验和审核，可谓首战告捷。

王晓光案尘埃落定后，以治理“茅台乱象”为代表，一场针对利用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的专项治理随之席卷全国。

截至2019年9月底，贵州省委已查处相关问题291起，处理282人，其中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47人。同时，出台一系列整治措施，取消500多家通过走后门获取经营权的专卖店，彻底取消批条零售，从制度上消除权力寻租空间。

【观众热议】

王晓光案历经纪委监委审查调查的全部流程，使用了监察法规定的各项调查措施，是“全流程、全要素”办案。案件最终能取得突破，办案人员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正因注重分析把握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注重取证程序及构建合理的证据体系，该案经受住了层层考验，一度层层设防、避重就轻的王晓光最终服从判决。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曹立林

以良法促善治，既赋权也限权，加强了对监察机关自身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通过对各项调查措施明确规定严格的适用条件和审批程序，使监察权力行使更规范、边界更明晰、运行更透明，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 隆坚成

投案人数大幅增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案例回溯】

2018年7月10日，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现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他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首个主动投案的中管干部。工作人员清楚地记得，他带来的涉案款物等摆在会议桌上，占据了桌子的一半以上。

经过一整天的清点、登记、拍照，艾文礼签字确认时感慨不已：“那是我一生当中最沉重的一支笔，一个是羞，一个是悔。”

就在艾文礼案于2018年12月开庭审理时，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也陷入了无止境的纠结、惶恐。一个月前，他惟一的儿子秦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2019年5月，秦光荣成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首个投案的原省部级一把手。

【改革坐标】

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2019年6月，共有8700余名各级党员干部主动投案。可以说，在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和政策感召下，越来越多涉嫌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党员、监察对象主动投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统计显示，2019年1月至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157.9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107.9万人次，占总人次的68.4%；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38万人次，占24%，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6万人次，占3.8%，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6万人次，占3.8%，实现了惩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政治和社会效果。

【观众热议】

艾文礼曾幻想自己临近退休，是否会被“网开一面”。事实上，问题面前没有“网开一面”，党纪国法面前更没有“功过相抵”。无论何种形式的贪占，都不能用“退休就是平安着陆”来自我宽慰，必须用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来衡量。

——福建省平和县南胜镇纪委副书记 吴晓池

越来越多问题干部主动投案，是2019年反腐败工作的亮点之一。基于反腐败斗争不断彰显的强大震慑力和政策感召力，越来越多的违纪违法党员干部选择认清形势，摒弃侥幸心理，重新相信依靠组织，及时主动说明问题。因为，主动投案才是唯一正确出路。

——上海市黄浦区纪委监委第三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 卢普友

作为纪检监察干部，除了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外，还应留意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中遇到的各种情况问题，并善于从具体个案中提炼出带有普遍规律性的认识和举措，如由艾文礼失节延伸出“59岁现象”、由“茅台乱象”引申出“稀缺特殊资源审批”等。

——重庆市铜梁区纪委监委驻发改委纪检监察组组长 王开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