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腐败诱因中寻找治腐良方

　　直至今日，非洲仍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地区之一。“2016年全球清廉指数”显示，多数非洲国家未能进入排名前100，其中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排名更是倒数第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非洲腐败问题十分突出，以权谋私、收受贿赂、侵占挪用等腐败行为无处不在，对非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较大影响。

　　诚然，非洲各国腐败滋生的原因、性质、程度和后果不尽相同，但也有共性的诱因，以下五点值得重视。

　　一是人性的贪婪。贪婪给人们带来对金钱、权力原始的欲望，个人的贪欲催使许多非洲公职人员肆无忌惮地盗用国库资金、搜刮民脂、捞取油水，这些腐败行为有的甚至导致国家基础建设停滞不前、政府民生投入捉襟见肘。二是“兄弟会”等帮会组织的影响。人们加入“兄弟会”的原因多种多样，如为了赢取声望、获得帮助或者掌握权力等。这种带有秘密结社性质的组织是导致非洲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在尼日利亚，如果你不是任何一个强有力的“兄弟会”的成员，那么，不管你参加的是哪一层级的选举，获胜的几率都是极其渺茫的。三是道德敏感度的降低。非洲国家不少民众对与己无关的腐败麻木不仁，只要自己的利益未受影响,对于公共事务就漠不关心，看到腐败也会保持沉默，而且如果能从腐败中获益，甚至会积极支持腐败。四是价值观的错误导向。如在一些非洲国家，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些能利用权力挪用公款、谋取私利、偷税漏税的人，往往被民众视为聪明人或者厉害人物。五是权力运行缺乏透明度。透明度意味着公开、沟通和问责。在许多非洲国家，政府机构权力运行难言有公开透明，这无疑为权力寻租、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机会。

　　当前，反腐败已成为非洲各国政府施政的重点之一。2003年7月11日通过的《非洲联盟预防和惩治腐败公约》在“前言”中指出，“有必要在非洲大陆解决腐败产生的根源，并进行适当的立法和采取充分的预防措施”。近年来，不少非洲国家政府在反腐败领域都有大动作。如作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2015年一上台，就在该国掀起了一股肃贪旋风，甚至对法官队伍“开刀”，包括最高法院两名法官在内的多名涉腐法官在2016年10月尼日利亚执法部门开展的一系列突击搜查行动中落马，这些法官涉嫌收受贿赂、在审判过程中故意偏袒一方。又如，卢旺达总统卡加梅2000年就职以来，就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政策，推动出台了《2020年远景规划》，把反腐败提高到国家治理的最高层面，而且组建了强有力的反腐败专门机构，出台严厉的反腐败立法《第23/2003号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该国反腐败成绩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再如，一度比较腐败的博茨瓦纳，在20世纪90年代一连串牵涉高层权力人物的轰动性丑闻出现不久，就通过了《1994年反腐败和经济犯罪法》，并成立了反腐败专门机构——反腐败和经济犯罪理事会，目前在反腐败方面已走在了非洲国家的前列，被称为非洲“最干净的国家之一”。

　　非洲国家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既有内部的动力，也有外部压力的推动。内部因素主要是非洲国家政府为了自身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外部压力则是相关国际机构、债权国不再愿意容忍非洲国家普遍泛滥的腐败行为，一些西方债权国甚至以政治透明、良好的问责和反腐成效作为减免非洲国家债务的条件。

　　这些年，经过一番努力，不少非洲国家如博茨瓦纳、卢旺达等国的反腐败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有力助推了这些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但也有一些非洲国家的反腐败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诚如一家国际腐败监督机构的负责人布拉谢所言，仅仅起诉了一些害群之马，不能说明整个系统都得到改革，除非该国政府能够设计出连贯的策略将腐败从体制中彻底铲除，否则一旦强力反腐的领导人离开，腐败就会以变本加厉之势卷土重来。可见，要根治腐败并非易事。腐败的治理没有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方法，需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综合治理。从非洲反腐败实践经验看，健全完善政治民主制度、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堵塞体制机制中的腐败漏洞、创建专门的反腐败机构、防止“兄弟会”等帮会组织对政治的渗透、培育公民的道德责任感、重视预防性政策和措施等，都是治理腐败问题的重要良方。（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秘书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彭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