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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儿子”贪腐几率高是个假命题

米博华

2017年06月01日10:25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在贪腐官员交代材料或忏悔书中,常会看到这类表述:“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为领导干部……”

这种话的反复出现,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农民儿子”贪腐几率较高的假象。这实则是个假命题。

不可否认,人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经历会对“三观”形成产生一定影响,但贪腐与是不是“农民的儿子”没有必然联系。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几乎都是农民的儿子,但他们恰恰是历史上最为廉洁的政治领袖;那一代共产党人绝大多数是农民,但他们无疑是高尚无私的群体。或许可以说,在中国向上倒推一两代,恐怕绝大多数都是农民。

套话反复出现当非偶然。仔细琢磨,探幽发微,或可一窥贪腐官员的心思与心路,这对于防止“好干部”沦为“阶下囚”可能不无益处。

“我是农民的儿子”,原本就是一种客观表述,没什么特殊意味。但当一个人从高位跌到谷底、并将被严厉制裁的时候,这样的申说也就有了“话外音”:

“我的本质还是好的。”其实,定罪量刑与家庭背景如何扯不上关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反之也是一样。扯不上,硬扯,无非是拿“农民”说事。“自己原本是朴实、憨厚、善良的,违纪违法是不慎失足。”

“我是凭本事上来的。”农家子弟,十年寒窗,功成名就……即使违纪违法,依然与众不同。功劳、苦劳、疲劳,才干、本领、成绩,曾经很刻苦,曾经很辉煌,这些或可抵扣些罪过。

“我乞求得到宽大。”“处下”的典型姿态是夹起尾巴。一个人从强横高官变成阶下之囚,自称“农民的儿子”,显得身段软了、低了,容易使人产生怜悯。更重要的是,这或许可以为“欲望膨胀”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曾经生活贫困,亦可能会博得更多同情。

……

狡辩的思路因人而异,但基本套路无非是,尽可能推脱罪责,减轻惩罚,释放“我是农民的儿子”一类的语言迷雾。对此,我们应该有所警惕。

当然也不排除有另一面,比如良心发现的悔恨与羞愧。有的贪腐分子说,“深陷牢狱才懂得金银财宝一文不值!”“每天活在恐惧之中,睡不安,食不下,生不如死。”“为了几个钱,把好端端一个家给彻底毁了,太傻!”……这里大抵有些是真实想法。

问题是,在面临严惩时,想到“我是农民的儿子”;在陷入绝境时,拿“农民”当挡箭牌。晚了,错了!大捆大把地把扶贫款往家里搬的时候,拿老百姓血汗钱肆意挥霍的时候,“农民”的利益摆在哪里?随着职务提升,鼻子朝天、颐指气使的时候,可否意识到谁是“老子”?

违纪必须依纪严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其实,一句“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领导干部……”含义是积极与健康的,恰应常记心间。不论当多大官,都应该有感恩之心;不论有多大权力,都应该心存敬畏;不论有多大本事,都应该知晓天高地厚;不论有多少成绩,都应该明白自己吃几碗干饭。

在中国话里,“儿子”这种“自谦”的称谓,显示出一种“摆正自己位置”的清醒,而这恰恰是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一种不忘本源、不忘初心的品质。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陈毅同志在人生巅峰时刻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手莫伸》,后面几句写得格外深刻:“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渐怍。吁嗟乎,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以陈毅同志的品德和功勋,能比肩的不多,而居高位又如此清醒的更是极其难得。这几句诗道出的,正是“我是农民的儿子”的真谛。

(责编:常雪梅、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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