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贪官话监督，讽刺了谁

　　媒体统计发现，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　《忏悔与剖析》3年来，披露了22名违纪违法者的忏悔录，其中5人在忏悔录中提及自己腐败的原因之一是“监督缺失”。

　　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绿化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振华，多次提及自己“没有得到经常监督和有效的监督”。天津物产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志忠也说，自己“没能在监督下开展工作”。

　　身陷囹圄之后，再来感叹“监督缺失”，这话多少让人哭笑不得。党纪国法条条分明，党内外监督的制度也不可谓不全，与其托辞“监督不足”，似乎更应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样的反思也有，比如安阳市委原书记张笑东就回忆，这些年中央加大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自己却认为那是对着“基层党员干部”的，“在市里工作，自己说了算，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而彭振华在新疆和田地区工作的6年4个月里，除了和田地委中心组学习，竟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支部活动，每年年底集中统一的述职述廉和民主生活会，也往往是应付。

　　但另一方面，“监督缺失”也不是假话。不少地方，监督确有漏洞。泰安市委原书记胡建学就说，“官当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当然不是无人监督，党组织在管，纪委监察在管，上级党委、组织部门也在管，问题是管得不力。广西玉林市委原书记李乘龙在忏悔中说，自己“本来也不那么坏”，但任市委书记五年，没有一个人找他谈过话。“如果在我开始犯错误的时候，有人提醒一下，我也许不会走上死路”。

　　应该指出的是，有相当一段时间，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现象，以致监督严重缺位。正如一名贪污受贿而被判刑的前县委书记所说，从名义上讲，对县委书记有八种监督，但实际上到了我这儿就只有一种监督，就是自我监督，而自我监督往往是最靠不住的。监督缺位的核心是“权力太大”。“一把手”甚至进入了无监督的真空地带，成为“一霸手”。

　　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绝对的权力之下，什么监督机构都只能形同虚设。这也正是当前中央重点强化党内监督的原因所在。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问题。为加强党内监督，我们党设立了巡视制度，并不断丰富完善；去年10月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又审议通过了新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加强党内监督提供强大制度保障。新版的《条例》指出,“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重点是“对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监督”。

　　新《条例》击中权力监督的软肋，这就要切切实实实行党内民主。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要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探索决策、执行、监督三方权力相互制衡的制度。同时，也要形成监督合力，促进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各方面监督力量协同发展，尤其是要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有资料显示，我国检察机关每年查办的贪污贿赂等案件中有70％到80％是依靠群众举报的。建立举报制度，很有必要。而舆论监督也是极具震慑力的监督武器。贪官最怕曝光，一旦曝光，他们就会身败名裂。我们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党内党外、自上而下的监督网络，切实做到见微知著，防止小过变大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