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乃昌： 修炼防腐寸心红

“伯父是个身无余资、家无房产、膝无子女的‘三无’革命干部。”近日，记者来到福建省安溪县龙涓乡新民村，提起陈乃昌的事迹，其67岁的二侄儿陈荣吾告诉记者，“伯父自参加革命起，始终不忘初心、高风亮节，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

陈乃昌，福建省安溪县龙涓乡人，1910年11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4年5月在北京病逝。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研究室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国际商会顾问等职，曾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九三学社工作。

在陈乃昌故居的阁楼里，陈荣吾向记者展示了陈乃昌多年来寄回家乡的书信。家书有百封之多，泛黄的书信，遒劲的字体，字里行间透露着老人对子侄们廉洁务实、爱国爱乡的谆谆教诲。

“跟伯父的往来，大多数是通过书信方式。每次来信，伯父必提清廉二字。”陈荣吾介绍说，他从不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私利，也不允许利用他的名义搞小动作。大概在1996年的时候，大哥陈荣树的女儿和陈乃昌的外甥想到北京发展，求伯父帮忙，都被拒之门外。

陈荣吾还记得1998年时，他因当村支书太清苦，写信给伯父，想让伯父向家乡的官员打声招呼，安排他到企业工作。陈乃昌回信严厉批评了他：“农村基层工作是辛苦，却又重要又有意义。你可减少耕田，够食即可。腾出时间为村里办点实事，在基层最需实干，说空话是不行的，尤须注意清廉乡誉……”

说到此，陈荣吾向记者读起了一封特别家书。信中写道，“我身无余资、余产，谁都不要来京奔丧。此为学习周总理临终婉拒侄孙辈来京所谓奔丧之义……”念至此，陈荣吾泣不成声，他告诉记者，这是伯父2003年病重时写给侄子们的最后一封信。

陈乃昌在世时，陈荣吾曾数次到北京伯父家，亲眼目睹伯父“公私分明、够食即可”的清廉勤俭作风。

家乡的领导、乡亲到北京找他，人少时他亲自下厨，人多时他自掏腰包，到小餐馆简单招待一下；上餐吃不完的饭菜舍不得倒掉，热一热下顿吃；写信用的便笺到楼下的小卖部自己购买……

而曾经最让陈荣吾不解的，是1984年福建省委的一次来电。“那次我刚好到北京探望伯父。”陈荣吾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要在香港搞一次经贸活动，邀请陈乃昌参加。省委秘书处的一名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询问伯父衣服尺寸，要给伯父置办一套礼服，被他一口回绝。后来，在香港期间，陈乃昌也没有住在组织上安排的酒店，而是住在他集美大学的香港校友家里。

“陈乃昌的本色是从革命战争年代锤炼出来的。”陈乃昌的同学、现集美校友总会理事长任镜波介绍说，陈乃昌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乃昌一直在上层社会和国民党上层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身处上层社会，陈乃昌一直对党忠贞不渝，拒腐防变。上海解放前夕，他负责对敌伪汉奸珠宝及有价证券的清理工作，阻止国民党把这些财产运往台湾。面对金银珠宝，陈乃昌不为所动，出色完成清理工作，为党和国家保住财产。

任镜波说，陈乃昌曾有一篇纪念妻子蔡静渊的文章，名为《水赋》。文中写道：“生生死死七三载，修炼防腐寸心红。”任镜波动情地说，“修炼防腐寸心红”正是陈乃昌在长期革命生涯中拒腐防变的铮铮感言。

陈乃昌对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把钱、物看得很淡，但对灾区群众、家乡事业却特别慷慨。报纸、电视上一看到灾情报道，就第一时间拿出微薄工资，亲自赴邮局汇款。一了解到家乡事业发展和民生问题，就寄物寄钱，四处奔走。

在龙涓乡新民小学，仍保存着上世纪80年代建校捐款芳名录，上面清楚地记载着陈乃昌数次寄回钱物的事迹。在家书中，陈乃昌也倾注了对家乡的关注。他常发动爱心人士、华侨为家乡教育事业助力。在2001年4月18日的一封信中，他交代侄子前往厦门，领取由爱国侨领李尚大捐赠的2万元，作为新民小学和村文娱活动经费，并在信中要求，“应节俭，细水长流。捐款来之不易，费用要公开，订立存取款项制度。”字字珠玑，廉洁为民之心寓于其中。

“继承伯父唯一的‘家产’就是这百封家书，这是留给我们后人最宝贵的‘遗产’。”陈荣吾说，家族100多人中没有一人在政府机关任职，虽然是在社会上打拼，但都谨记伯父的谆谆教诲，安分守法，艰苦创业，勤俭持家。更加可喜的是，陈乃昌爱国爱乡、清廉务实的作风还在闽南一带和海外华侨华人中广为传播。(记者 陈金来 通讯员 陈宝福 林钦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