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锦尉：筑牢“堤坝” 远离权力任性和懈怠

■相较于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经历枪林弹雨、监狱酷刑，建设时期的考验总体“过程舒服”“个人神气”，但在“甜蜜”中掉落悬崖的危险依然存在。如何避免掉下悬崖？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日益紧迫的现实需求

■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对公务人员的监督和规定，比过去更严格了。行政审批权的减少，使得原来有权的处长、科长，权力减少了。有些人感到“油水少了”，就出现了不主动为政的情绪，甚至以“按程序办”的借口，在办事中消极懈怠、设置障碍。这种“怠政”情绪和行为，对改革和发展是不利的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一节中指出：“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这一判断，清晰表达了监督与权力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领会。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个界限就是筑牢监督的“堤坝”。新形势下，筑牢这个“堤坝”面临以下几个考验：

首先，经得起“权力诱惑”，避免陷入贪腐陷阱。

握有权力，倘若堂堂正正，就能为人民办事、谋利益，这是正道。但现实中，常会有人向实权人物进行各种“公关”，试图取得“程序、规则规矩以外”的项目，实行权钱交易。

这样的交易还有很多花样，如有的是寻找握有实权者爱好，以昂贵的玉器、古董、字画、房屋乃至美女来“公关”；有的让家属“借资金”来办公司，或者更为隐蔽地采取“获取期权”“待退休或调离岗位后兑现”等方式进行交易。这里的以权谋私已有潜规则，即“办了事，总有回报”，抑或“有来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久而久之，握有实权者心理上“不伸手，伸手就会被捉”的防线就很容易垮掉了。

这是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事，而金钱的诱惑还不时外溢到政治、道德领域。比如组织人事领域，关系干部的任命、安排，本属于组织行为，而绝不该涉及金钱、“取好处”等问题。然而，一个干部任职，很可能意味着握有实权，可以在所管的范围配置人财物了，取利的可能是明显的。于是，在这个领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卖官鬻爵都出现了。为了讨好乃至搞定有提名权的上级领导，经济领域权钱交易的一套都搬来了，送节礼的有，领导病了借机送“病礼”的有。而且，暗中还有行情，如设定了提拔哪一级官位的“价格”。更离奇的是，在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也有拉票贿选，举国震动。

所谓市场经济的原则，“利益最大化”“等价交换”等进入组织人事领域，既亵渎党性、扭曲人性，更败坏了政治生态。为此，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严格、细致的规定。例如，准则中专门有一节强调“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提出坚决禁止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行为，“不准任人唯亲、搞亲亲疏疏，不准封官许愿、跑风漏气、收买人心，不准个人为干部提拔任用打招呼、递条子”。

相较于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经历枪林弹雨、监狱酷刑甚至流血牺牲，建设时期的考验则总体“过程舒服”“个人神气”，但在“甜蜜”中掉落悬崖的危险依然存在。如何避免掉下悬崖？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日益紧迫的现实需求。要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健全不当用权问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其次，拒绝“权力任性”，正确行使权力。

“任性”一词的流行听说主要归因于网络，其本初意思是明白的，即目中无人、任意所为、为所欲为。有人说，现在有两个“任性”，一个是“有钱就任性”，一个是“有权就任性”。“有钱任性”暂且不论，“有权就任性”需解析一下。

我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发展的方面多、空间大、资金量也不小。主持一地一单位的领导，执掌人财物的权力是不小的。搞项目、搞开发区，常常可以在“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所以，追求“一流”，搞“高大上”的东西，难免成为一个运作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各单位相互攀比，追求的东西越来越先进、越来越超前。一些地方的政府大楼气派越来越大，设施越来越先进，三公经费随之上涨，以致出现了一股奢靡之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的贯彻实施，遏制了这种“有权就任性”的势头，风气整体上有所扭转。对此，百姓是拍手称快的。但是，搞项目、搞建设中的“有权任性”毛病还不时会出现，不值得我们一些同志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吗？此次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对“作风霸道、迷恋特权”“讲究排场”“铺张浪费、挥霍无度、骄侈淫逸、腐化堕落”等现象提出了批评，并强调“坚持抓常、抓细、抓长，特别要防范各种隐性、变异的‘四风’问题，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常态化、长效化”，是很有针对性的警世之言。

“有权任性”的毛病，还会在新领域中出现。比如，社会领域的建设项目怎么搞？社会领域讲究“基层自治”，发展的资金主要是自筹的，项目基本是自建的，政府方面也有一定的资金投入，那么这些项目是少数行政领导“说了算”，还是要设定“游戏规则”，通过严格的程序来做决策呢？

日前，我参加了一个社区建设研讨会，一些街道介绍的做法和经验令人颇受启发。例如，项目必须经过一个民主协调的平台，借鉴运用“罗伯特规则”（遵循机会均等、充分辩论、多数决定等原则）的方式细致讨论，进而形成决策。它的核心精神，其实就是“权力正确运行”在社会领域也需形成共识。

事实上，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如何正确用权，某种程度上需要“摸着石子过河”。其中，重要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同时尊重社会各个主体的意愿和正当诉求，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而不能依仗手中实权任意指挥基层活动的方方面面，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自觉按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办事”，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

最后，要克服“权力懈怠”，激发干事业的锐气、勇气、朝气。

长期执政后，难免滋生“精神懈怠”问题。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就有过对谈。在一些人看来，每一年年初规划、启动，年中加力，年终总结，是搞“老一套”。时间久了，就会乏味，就会缺乏兴奋点和再上台阶的动力。这是一个常规性的考验。

从目前情况来看，“怠政”情绪滋生，有一些新的特点。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对公务人员的监督和规定，比过去更严格了。行政审批权的减少，使得原来有权的处长、科长，权力减少了。有些人感到“油水少了”，就出现了不主动为政的情绪，甚至以“按程序办”的借口，在办事中消极懈怠、设置障碍。这种“怠政”情绪和行为，对改革和发展是不利的。为此，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对不担当、不作为、敷衍塞责的干部要严肃批评，必要时给予组织处理或党纪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责，依纪依法处理。

总之，我们必须以制度建设为着力点，加大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力度，构建“权力对权力约束”的规范和体系。这包括，实行权力清单制度； 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三分制度”，即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等等。就监督来说，党内监督是第一位的，同时还有党外监督网络，包括人大、政协、政府、群众、舆论、网络监督等。党内党外互动配合，制约和监督到位，就能形成正确的权力观，就能真正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态。

（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