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古往今来，许多有作为的官都视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于谦的“但愿苍生俱温饱，不辞辛苦出深林”，都充分说明心无百姓莫为官。——习近平总书记《之江新语·心无百姓莫为“官”》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诗圣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名句。这句诗把诗人心忧苍生的博大胸襟表现得淋漓尽致，为后人所广为传诵。习近平总书记也很喜欢这句诗，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之江新语》等著作中都曾引用，以告诫领导干部要心系群众、情牵群众，时刻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

　　住宅既是人们的生活所需，也折射出不同的生活情态和精神境界。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如果一个人留恋美宅和安逸的生活，那么就不配称为士。孟子则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他向往和追求天下最宽敞的房子，并不是琼楼玉阁，而是存在于胸中的“仁义之德”。唐代诗人刘禹锡，更是以一篇区区八十一字的《陋室铭》，表达了自己的“宅第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不陋，惟吾德馨，揭示了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的辩证关系，表达了作者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和清静高雅的精神追求。

　　古人谈住宅其实也是谈人生、谈志趣，对待住宅的态度，体现的恰是追求和境界。王安石出任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靠俸禄在京城购置几套房产，应该不是问题。然而，王安石在任上却未置私产。直到罢相之后，才在金陵郊外建了个“半山园”。据《续建康志》载：半山园“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避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就连这一处房产，王安石在66岁身患重病之时，竟也上书捐赠为寺，并请宋神宗赐写寺名“报宁禅寺”。此后，赁屋而居，直到逝世。

　　宋朝另一位名相李沆，一生奉行“两不原则”，即不告密，不置宅第。李沆的相府挤在一个胡同里，宅院狭小，阴暗潮湿，为相后从未加以修缮，椽木已经腐朽，墙体尽是裂缝，其大门前更是逼窄，仅够一辆马车掉头。李沆胞弟劝他好好营造相府，他回答说：“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偌大的森林，鸟儿用简单的树枝垒个窝就够了，我已有住房，非要建个豪宅做什么呢？一位1000年前高官，能有如此精辟的人生感悟和至高境界，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最近阅读党史，发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住宅问题上有着比古代官吏更高的境界、更严的自律。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同志被安排住在中南海的一套旧房子里，面积仅有三间，地面潮湿路滑，屋里还常有老鼠出没。为此身边工作人员劝他换套房子，他说，现在老百姓吃饭都困难，你搞那么高级的房子，和老百姓悬殊那么大，要脱离群众的啊！新中国成立之初，陈赓大将领衔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当时，学院住房十分紧张。陈赓从自己做起，带头把好房子让给专家教授，自己则住小平房，仅三间小屋，每间8平方米。1953年8月上旬，彭德怀参加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回国后，专程到哈尔滨看望陈赓。彭总在陈赓住的小平房前仔细端详，连连称赞说：“你还是老作风。”

　　从古代名相到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住房问题，其所言所行都足以为我们的表率。吟诵杜甫的诗句，缅想从古至今那些具有崇高品质和道德情怀的人，会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启示。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与精神，既是一对哲学范畴，又是一对伦理范畴。从哲学上说，物质更具决定性。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但从伦理角度分析，精神更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人生的物质享受是有限的，而人的精神追求却是无限的，正所谓“有精神曰富，有廉耻曰贵。”人处世，要轻物，生命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是物。君子可以支配外物，而不应该被外物所支配。有德者居陋室，虽陋无妨，德行能传播芳香，陋室能孕育精神，因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尊重；德不馨者居华室，不仅无高贵可言，而且还会被人鄙视和谴责。俗话说得好，良田千顷，日食不过一斛；华屋万间，夜寐不过五尺。可叹的是，有的人总弄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时下一些被查处的领导干部，出事前不仅大把捞取钱财，还要四处置房，甚至大兴土木盖豪宅，高墙深院，极富奢华，影响很坏。乍看起来，这些人很富、很派、很奢，实则穷得只剩下“钱”和“房”了。一旦东窗事发，把一切都赔光不算，还把自己送进了狭窄的牢房里。

　　“万钱终有命，遗汝不如廉”，“莫与他人争富贵，从来俭素足辉光”，“吾家道学天生种，端有斯文示子孙”，这些都是古代圣贤家训中的闪光的智慧，说的都是为子孙留什么的问题。古往今来，很多人置田亩、房产，也许并不只是图自己享受，而是想留给子孙后代，让他们衣食无忧，永享荣华富贵。俗话说得好，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世上没有人能够给子孙遗留钱财而使其享用无穷的。留钱的，钱会飞；留屋的，屋会倒；留地的，地会荒；留位的，位会变。又岂止会飞、会倒、会荒、会变？这些祖先留下的财富，有的恰成为子孙后代奢靡怠惰、不思进取的“媒蘖”，为他们从富贵显赫走向穷困潦倒提供了条件。清代八旗子弟的结局就是有力的例证。因之，古人总结得好：“天子而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士大夫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败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后世必饥寒以死。”历史与现实，有明镜也有笑柄，今人当思之、慎之。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这是一种怎样的境况啊，令人同情和悲悯。而杜甫却未沉湎于个人的悲惨命运之中，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从心底里发出呐喊和憧憬。此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穷苦窘的诗人，而是一个“高大尚”的形象，即高远的追求、大写的人生、高尚的灵魂。我们是共产党人，比古代士大夫追求的目标更高远、为民的情怀更执着、为民谋利的条件更优越。因此，我们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态度，真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以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让我们的人民生活得更美好，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幸福的人。（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