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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案件总在不经意间发生。快餐式的阅读后,案件又会不经意间从你脑海消逝。其实,有些案件值得留在你心底,因为其中有生命、有道德、有法治、有警示……每周,《法制日报》案件版都会推出“案件特稿”栏目,为你解读案件,体会其中法理情。
自2015年起,“团团伙伙”多次出现在中纪委关于落马高官的通报中,其背后所指的实质便是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利益输送等贪污腐化现象。随着反腐败的深入,畸形的政商“朋友圈”终将无处遁形。
双剑合璧是武林中十分常见的招式,取长补短,相互助攻。正面教材有杨过和小龙女的玉女心经,还有令狐冲和小师妹的冲灵剑法。反面教材,则非《倚天屠龙记》中的玄冥二老莫属,这两个难兄难弟一起练就的玄冥神掌,一度连张无忌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江湖在斗转星移,“玄冥神掌”也有“传承”——官商勾结几乎是所有贪腐同盟采取过的“招数”,它的优势与双剑合璧异曲同工——官场上有人“一把罩”,商场上也有人hold得住,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贪得人间无数。
“团团伙伙”自2015年起多次出现在中纪委关于落马高官的通报中,其背后所指的实质便是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利益输送等贪污腐化现象,通俗说法是“小圈子”和“山头主义”。
这些“圈子”看上去就像各类江湖门派,招式各异且门规森严,他们在利益共同体中风生水起。
不过,随着反腐的深入,畸形的政商“朋友圈”终将无处遁形。
孽缘是结不出善果的。
多样人情掩护核心利益
《天龙八部》中的逍遥派是个很特别的门派,其门下天山童姥和李秋水为了争风吃醋成为死敌,一个去天山当了灵鹫宫宫主,一个成了西夏王妃；二师兄无崖子的二徒弟丁春秋背叛师门,将其打下了山崖,从此逍遥派便销声匿迹。十多年后,段誉误打误撞拜了李秋水的雕像,学了逍遥派的武功；虚竹机缘巧合拜了无崖子为师,又得天山童姥赐教,而段誉和虚竹二人又是结义兄弟。
逍遥派的弟子走遍天下也能识出同门,惺惺相惜,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中的老乡、校友颇为类似。老乡或校友在异地重逢,总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官场上,往往也能通过这层关系很快找到“同谋”者,结成腐败“圈子”。
“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20多年的朋友圈。”2015年被法院判决后,面对媒体,已成戴罪之身的江苏省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的这句剖白也算是“其言也善”。
季建业提到的这些“朋友”,有的自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结识。伴随着季建业仕途升迁,这些“朋友”也一路相随,在他为官之地经商,为季建业在经济上提供帮助,而季建业则在商业项目上对他们予以照顾,彼此帮忙,形成利益链条。
检方指控,1992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季建业与7名商人产生利益输送。
上市公司金螳螂董事长朱兴良与季建业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末,二人私交甚好。季建业在扬州任职期间,朱兴良的金螳螂频繁承接政府项目,“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在坊间有了这样的传闻,季建业曾要求以政府项目负责人配合金螳螂装修,该负责人一句“是否要走招投标程序”,却遭到季建业劈头盖脸的责怪——“还要这个干嘛?就这样弄”。
同乡或同窗,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一种缘分,巧妙利用这种“缘分”,便能大行其道。
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虽是辽宁人,但发迹于哈尔滨。他主政成都期间,当地土地市场上活跃着一批东北商人,被称作“哈尔滨帮”。“哈尔滨帮”在成都获得多个土地的一级开发项目。其中,来自李春城老家的史振华,通过低价获得过2000余亩土地。
更为著名的一个官商“老乡圈”,则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成立的“西山会”。
祖籍山西的令计划成立“西山会”,广纳同乡高官和富商,包括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女富豪丁书苗、国家发改委前副主任刘铁男等人,目的就是要打造“官商同盟”。
官员履新,其家乡的商人跟着上任；贪官落马,其家乡的商人跟着被查,或先查商人,顺藤摸瓜查到官员身上。这似乎已成常态。
当然,无论是季建业还是李春城,他们为家乡商人牟私利,绝非有着“反哺”之情——李春城用权力间接“参股”“哈尔滨帮”的生意,然后分红。
一人得道之下的“鸡与犬”
《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是明教第34任教主,他外公殷天正原本是明教的护法,后来自己成立了天鹰教,在张无忌当了教主之后又回归明教继续做他的白眉鹰王,张无忌之母殷素素也当过天鹰教紫微堂堂主。至于张无忌的义父,金毛狮王谢逊,也是明教的护法之一。明教内部可谓上下一家亲,权力一把抓。
不管是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理念,还是秉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统,家族同盟成为最具吸引力的腐败方式之一。毕竟,外人再熟也没家人靠谱,以家族作为利益共同体具有最为坚实的信任基础。
曾有办案人员向记者透露,腐败官员惯用的手法是藏身幕后,固定安排1名至两名至亲好友出面,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以此隐匿和过滤违纪违法留下的痕迹。
例如,受贿4380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在主政湖南高速期间,将家人培植成“代言人”。其中,冯伟林通过“打招呼”让工程商王某承揽工程,并约定由其弟冯冠乔出面分一半的利润。仅此一项,冯伟林伙同冯冠乔就实际获得1500万元的“好处费”。
江西一名落马厅级官员在插手工程项目时,均由其外甥何某出面,收受的1000多万元赃款都放在何某名下。他对何某说:“钱先放到你这里,由你来保管、投资,等我退休安全着陆后再来拿。”
家族式腐败“同盟”的流行,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简单易行,且不需要成本,只要核心成员手握重权,便能呼风唤雨,“空手套白狼”。
更为夸张的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其案发后,除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外,身边的亲属全部都有涉案,其妻周茜、其子陈钏、其妹陈明珍、其弟黄道军都通过陈明宪的职务便利,牟取了巨额非法利益,其身边的朋友、同事、司机亦都涉案。
在冯伟林案中,其妻子及弟、妹都被起诉,其弟冯冠乔更是因为中间人中标牵线搭桥收受贿赂1775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个当官的亲戚好办事,而一些原本不是亲戚的商人,也削尖了脑袋想往“亲戚”行列里钻。在官商圈子里,“结干亲”是个流行的做法。
比如扬州市萃园城市酒店原副总经理祝梅,季建业的母亲认她为“干女儿”。祝梅通过季建业帮助他人承揽项目,从中渔利。
利尽之下则“圈子”散
武林中有名噪一时的名门大派,自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帮小派,他们或临时起意,或因利益需求结成同盟,最后要么被大派吞并,要么自动解散。像五毒教、巨鲸帮、铁掌帮等当属此流。
因贪腐而结成“小圈子”的关系链,也层出不穷、变化万千,比如为摄影痴迷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
在秦玉海追求摄影成就的征途上,曹某是坚定的支持者,为秦玉海提供全程的服务。据调查,2012年至2014年,曹某为秦玉海出版作品画册,拍摄以秦玉海摄影活动为主题的电视纪录片,先后4次出资为秦玉海举办摄影作品展,甚至不惜动用自己在圈内的人脉关系,将其作品展览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累计花费580多万元。
作为回报,2007年至2014年6月,应曹某请求,秦玉海向河南云台山公司打招呼,使曹某公司顺利承揽了云台山公司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地铁广告业务,其间,秦玉海还帮该公司协调提高了广告费标准。仅此一项,曹某公司就获得广告费7685.5万元,利润率高达76%。
从古至今,腐败分子并非总是踽踽独行。据考证,官商勾结现象在中国始于秦汉,盛于明清。时至今日,不少蛀虫仍在推崇历史上这种官商同盟获利、红顶商人暴富的现象,以至于有“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的说法。
相比之下,古代的官商勾结模式相对简单:政府垄断盐铁、矿山、海贸等暴利行业,一些商人为获得“特许经营权”,便千方百计收买官员。
如今,官商勾结的规模、程度以及危害,都是过去所不能比的。不过,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官商勾结产生的根源方面,当代与古代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要权力支配经济活动的格局没有改变,官商勾结的土壤就一定存在。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权相交,权失则弃。对于这些商人朋友的目的和伎俩,这些官员也并非一无所知。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说:“他们之所以出手大方,帮刘德成经商挣钱……是看中了他身后作为父亲的我及所处的位置。”
“这些商人,他们绞尽脑汁跟你玩利益,怎么把你套进去……当你的权力失去的时候,第二天就不理你了。”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在被查处后,也在狱中袒露了心声。
明知与商人勾肩搭背会有被“围猎”的危险,这些官员为何还要趋之若鹜,投怀送抱?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认为,一方面,部分官员主观上有以权谋私的冲动,在一些商人的诱惑下容易形成共同腐败的“小圈子”；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太健全,寻租空间和腐败机会仍然存在,这为官员“靠权吃权”创造了客观条件。
“让干部升迁程序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才能避免‘圈子’滋生裙带关系,避免互相提携的出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说,铲除腐败生存土壤的“权与利”,真正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制度机制,让拉帮结伙、投机取巧者丧失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机会。（记者 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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