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反腐如何“突围”

“用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换得了鲁迅文学奖”，日前，纪实作家张弓在微博上称，有人举报陕西作协副主席阎安为了得到去年夏天颁发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向中国作协副主席、鲁奖诗歌奖评委会组长高洪波行贿。对此，高洪波和阎安均已作出回应，中国作协也表示，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这已经不是鲁迅文学奖第一次受到质疑。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作家阿来零票落选，愤而发出“我抗议”之声，表示期待“每一个写作者都能得到公正对待”。而四川诗人周啸天获得该奖的诗歌也因水准较低受到网民炮轰。

阎安获得鲁迅文学奖是否存在行贿问题尚无定论，但该事件提醒我们，文艺界的腐败空间巨大，令人堪忧，中央第二巡视组指出的文化系统的五大贪腐隐患中，便有“文艺评奖过多过滥，评奖中存在暗箱操作、利益交换”的问题。

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只是现在，这束光被腐败的外衣遮挡，显得有些细微。

1 文艺界绝非“世外桃源”

鲁迅文学奖贿选事件尚在调查，不过文艺界的另一事件已经尘埃落定。今年4月，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发表微博长文《我的质疑书》，质疑湖北诗人田禾在职称评定过程中涉嫌违规操作，引起了大众关注。近日，湖北省纪委对此事做出了处理，决定撤销田禾正高二级职称和省作协文学院副院长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次，正义尽管姗姗来迟，但终究没有缺席。

文艺是引领一个社会精神文明和道德风尚的主要载体，文艺界既有大家千呼万唤的偶像，也常常会出现鲁迅所说的“中国脊梁”——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然而，近年发生的诸多事件表明，在缺乏外部监督及内部自省、担当的情况下，即使是屡出精神贵族的文艺圈，也难免“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不仅中国脊梁微乎其微，而且贪腐不断。

说起官场腐败，大众似乎已有些习以为常，如果不是什么“大老虎”落马，好像感觉都是“意料之中的事”。而提起文艺界，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都会引来公众的一片讶异。其实，文艺界不是“世外桃源”，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对腐败并没有特殊的免疫力。更何况，文艺与官场一直紧密相关，确切地说也是官场的一部分。有的人既是艺术家也是官员，官场中的腐败形式自然会延伸到文艺界。如前不久，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顾欣被调查，尽管其腐败细节尚未披露，但这只不过是权力不受约束下的又一个腐败样本罢了。

更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官员与文艺界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就曾在一次换届中产生了16名常务副主席、18名副主席，其中不少是当地高官转任，主席是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长周一波转任，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也来头不小，乃省委秘书长转岗而来，级别不可谓不高。后来，周一波辞职，还批评某些领导干部挤进艺术协会当“领导”，名正言顺地收钱，默许雅贿。

如果领导干部们真的有艺术造诣，还希望借此修身养性，那倒真是件好事。但现实正如王岐山同志所说的那样：“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一些官员作品低劣，却卖得很火，实际上是利用协会领导的幌子中饱私囊。为何官员的作品价格惊人，个中原因不言而喻。河南省委原常委、郑州市委原书记王有杰自诩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书法爱好者，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王有杰书法集》。他在位时，书法作品估价每平方尺上千元。落马后，某拍卖行曾通过网络拍卖一幅王有杰的书法作品，起拍价仅30元，却无人问津。

当官员介入了艺术界，不仅会导致雅贿的出现，而且会进一步破坏文艺圈的正常创作生态。一个官员普通的文艺作品屡屡卖出高价，本来一心搞创作的艺术人心态容易失衡，走上主动攀龙附凤的道路，创作倒成了次要的事情。《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就曾指出，现在艺术家追逐权力、追逐金钱的现象日益严重，从而丧失了艺术本身对于人性的真实、对社会现象的反思和表现。

2 权力脱缰后的名利场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喜欢用这句话来抒发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不满和无奈。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也不再寂寞，艺术场变成了喧嚣场、名利场。其实，逐利本身无可厚非，趋利避害更是人之本性。关键是，追求利益要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需要合理的制度保障。像文艺界的评奖，就成了腐败的“重灾区”。在现实语境中，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往往以评奖为衡量标准，文艺团体或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也以获奖为考核指标，再加上评奖的透明度不够，使得暗箱操作和权力交换日趋泛滥。于是，人情奖、政绩奖、关系奖在其中鱼目混珠，败坏了文艺土壤和奖项的公信力，消磨了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和热情。好在目前，文化部正全面清理整顿文艺评奖，取消一批、精简压缩一批，总体减少60%以上，并取消节庆活动中的文艺评奖项目，从奖项的设置、制度、程序、标准、办法、纪律等方面严格规范，预防和杜绝各种不正之风。

如果仔细想想，不管是评奖还是评职称，都不是文艺圈独有之事，若程序不公正，评选不透明，都有可能成为私人牟利的工具，因为腐败的产生总是与权力失控息息相关。不管是文艺圈、教育圈抑或其他什么圈，一旦权力如脱缰的野马，都会成为腐败圈。全国政协委员魏明伦曾将艺术腐败总结为“五权”交易，即“权钱交易、权名交易、权色交易、权情交易、权权交易”。比如不少官员自己不懂艺术，却积极向艺术家靠拢，动辄向艺术家索画、求书法。也有些艺术家乐于与官员眉来眼去，为官员提供腐败的温床。有的艺术家则在创作上弄虚作假，搞假动作、假拍卖，或委身于官员、富豪，靠攀附权贵上位出名。而作为文艺圈里的一些协会，往往行政色彩浓厚，其成立时的主要功能被削弱。画家吴冠中曾指出，很多画家千方百计地与美协官员拉关系，进入美协后努力获得一个头衔，把画价炒上去。

因此，不管雅贿也好，艺术家投机钻营也罢，都是因为权力的魔力不减。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张苏洲的忏悔书近日曝光，他写道：“从2006年开始，我在广电工作了九个年头，担任一把手，权力更大了，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平时要求别人惯了，由于自己的个性较强，喜欢批评人，在单位同事和部下都谦让自己，也没有人对自己进行监督。自己又头脑发热，把同事和下属对党委和自己的信任当成是自己能力和权威所在。在一些明明是违法乱纪的事情上，没有人敢提醒自己，自己也不当回事。就这样，在失去制约、失去监督的权力面前，迷失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可惜的是，很多人如此忏悔，却在身处权位时，不懂心存敬畏，慎用权力，最终导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3 让艺术远离权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也就是说，艺术作品要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要追寻真、善、美。而要做到这点，不仅需要艺术家自身的人格修养和社会担当，更需要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作氛围。

在当下，权力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了每个角落，官场不良文化当然浸淫其中，这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仰慕以及对权力的依附。比如作家协会，虽说是社会团体，但其行政功能并不少。在这种背景下，文艺圈不能成为“独立王国”，反腐之剑必须高悬。对于文艺圈里的领导干部，不能因为其在艺术上的造诣而耽于监督，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自律意识异于常人。所以，对于艺术反腐，同样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同样需要层层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严肃查处违纪行为。对文艺界中具有主管职能的部门也需做到放权限权，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如果权力得不到约束，不管是艺术评奖还是其他事务，都容易偏离艺术本身，成为名利的角逐场。

而对于一些艺术协会团体，尽管在行业交流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总是难以摆脱行政化的倾向，实际工作中总是喜欢与官场形影不离，比如搞活动喜欢拉领导，甚至拉领导进协会担任职务。而其实，关于领导干部在协会兼职的问题，中央早已明令禁止，但长时间被视如无物，导致社会兼职成为不少领导干部“正当创收”的副业，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因此，协会去行政化也需及时跟进。这既要切断行政机关和艺术协会之间的利益链条，也要防止一些领导干部到协会兼职或者退而不休，到协会发挥权力“余热”。只有权力退场了，让艺术的归于艺术，才会有“百家争鸣、百家齐放”，才会有好的艺术作品产生，精神文明建设也才能走上康庄大道。（化定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