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与从政道德

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是一个人塑造道德人格的起点，也是德育教化产生的根源

孝与从政道德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孝本身包含着从政道德的内涵，二是孝必然指向从政道德

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作为党员干部，只有做到孝从心出，才能将对亲人的爱推广至对周边所有人的尊重与仁爱，才能真正恪守从政道德，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孝作为中华传统文明最本质、最核心的观念之一，在中国传统美德的形成、完善和发展中起着本源的作用。“孝”是一个会意字，上为老，下为子，是儿子扶持老人的形象，意思是子女要赡养父母。赡养父母是孝的基础，但却并不是孝的全部。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也就是说，人可以养父母，人也可以养犬马，如果没有对于父母的“敬”，那么，“养父母”与“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所以，孝的真正含义，就是指以孝敬父母的情感和责任立身处世。

相传舜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但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后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认为他孝敬又有处理政事的才干，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从而舜登上天子之位。

东汉时齐国临淄人江革，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舜和江革为人们树立了孝的榜样。

古人有言曰：“百善孝为先”，孔子的学生有若也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是对于他人的关爱。而爱人，首先应从爱父母做起，一个连父母都不爱、一个对父母都不够爱的人，怎么可能期望他爱他人？所以爱是行仁的根本。历史上也有不少学者指出，这里的“仁”实际上是“人”的通假，其意以为：孝悌是人的根本。这种解释也不错，甚至更有意义。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懂得并遵行对于父母真诚的爱。儒家还把不孝敬父母的行为看作是大逆不道，并告诫人们，对那些“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一定要提高警惕。

孝属于家庭伦理与道德，也就是私德，而从政道德属于政治伦理与道德，也就是公德，表面上看两者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实际上孝与从政道德是密切相关的。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是说，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是一个人塑造道德人格的起点，也是德育教化产生的根源。

中华文化中孝与从政道德的关系历来密切。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将“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纳入官员从政要求的巡察之列。汉代开始以孝治天下，“举孝廉”选拔官员，更是延续到清代。《晏子春秋》讲：“廉者，政之本也”，廉是从政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规定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实际上强调的也是孝与从政道德的关系。

孝与从政道德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孝本身包含着从政道德的内涵。《孝经》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所谓“立身”，即是要以孝作为立身之道，作为立身之本。所谓“事君”，在古代，意思是为君主做事，在当代社会，应是服务于国家社会。孝以养德，按孝的本质要求，必须以善事父母为起点，继而让家庭人伦间的亲密关系延伸到社会，将对亲人的爱扩展为普遍社会性的“仁者爱人”。《吕氏春秋》引用曾子之言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尽心尽力地孝敬父母，这是孝；恪尽职守、全心全意地服务于国家社会，这也是孝。如果只做到前者，而不能做到后者，那不是真正的孝。

另一方面，孝必然指向从政道德。孝，特别突出和强调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在家孝敬父母，这是儿女的家庭责任；服务于党和国家，勇于担当、恪尽职守，这是党员干部的社会责任。不遵守从政道德，徇私枉法、贪赃舞弊，必然会受到纪律和法律的惩处，必然会身败名裂，从而给父母、给整个家族带来耻辱。《礼记·祭义》曰：“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给父母与家族带来耻辱，这当然是大不孝。为使这种大不孝免临其身，党员干部就必须遵守从政道德，做到秉公执法、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孝为从政之本，孝与从政道德本来就是连成一体、不可分割的。常言道：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教育是最初始、最基础的教育，家庭教育是一个人修身养德的根本，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作为党员干部，只有做到孝从心出，才能将对亲人的爱推广至对周边所有人的尊重与仁爱，才能真正恪守从政道德，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