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朱向前被《一座营盘》震撼了，“这是军队反腐题材文学的开山之作。其中涉及的人物之重、级别之高、问题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他看来，《一座营盘》是突破军队反腐领域雷区的一部力作。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反腐题材创作曾一度兴盛，但前几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近期，随着《一座营盘》《曲终人在》等新书的出版，反腐题材再度进入读者视野。这背后有突破，也有困惑与无奈。
1“大老虎”落马带来写作勇气
在《中国作家》杂志的历史上，长篇小说《一座营盘》的问世是个例外。
去年7月，《中国作家》文学版编辑佟鑫听说作家陶纯正在创作一部军队反腐题材小说，就密切关注起小说的进展。她说，这部小说如果不马上抓到手里，担心很快会被“抢”走。好在今年1月，佟鑫终于等来了小说的完稿，杂志社为此还破了老规矩，“我们的出版周期一般很长，来稿至少要等两三个月才能采用，《一座营盘》不到20天就登出来了。”佟鑫介绍说，这部30万字的小说分两期刊登在《中国作家》2015年第二期和第三期上。
“《一座营盘》如果不是在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肯定发表不出来。”总装备部创作室作家陶纯心里很清楚，十八大之前，军中腐败是公认的雷区，肯定是不敢这样写的。促使他下决心写《一座营盘》，有一个重要的契机——十八大以后，风向变了，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反腐，“在我党历史上，像这么大规模的、坚决的反腐，从未有过。所以这本书与党中央大力反腐、军中‘大老虎’纷纷落马有直接关系。”
“说实话，我早就想以改革开放之后的军营为蓝本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写三十多年军队的变革，如果不涉及军中腐败，如果有意忽略这个重大问题，我认为那是一个军队作家的失职。”陶纯说，他其实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它写出来，“终于我等来了，我是幸运的。”
和《一座营盘》几乎同时问世的还有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军旅作家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新作《曲终人在》，该作全面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纵贯线和中国官场的纵贯线，也全面展现了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官场和官员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直击腐败问题。
这当然不是巧合，军中“大老虎”的纷纷落马，为两位军旅作家带来了写作灵感，更给他们带来了写作勇气。
周大新明确地说，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的落马，直接催生了《曲终人在》的写作。“我们过去都在总后大院住着，大家也都认识，没想到他贪污那么多，光是酒他就收了1500箱。这的确让我很吃惊，这件事刺激了我。”周大新说，老百姓把权力交给了高官们，但他们光为个人、家族的事情操心、忙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写了这部书。”
两位作家甚至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呈现了谷俊山的文学形象。《一座营盘》中二号人物孟广俊便是以谷俊山为原型创作的。在接待、酒宴、招标等一系列事件的描写中，作家勾勒出这个军中“老虎”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孟广俊一路春风得意，曾经志得意满地感觉“自己就是一九四九年打进南京总统府、扯下青天白日旗的英雄”。而老干部们也由衷感叹道：“小孟这个人，若生在宋朝，他就是宋江；若生在唐朝，他就是秦琼。”
在《曲终人在》中，同样也有谷俊山的影子，“我写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没有一个是真的，但有些事情是真的。”周大新介绍，书中的人物魏长山家里地下室放了很多酒，还盖将军府，“那是谷俊山的做法。”
“社会的热点往往就是作家的关注点，当下国家大力反腐，中国作家应该会有人在这个题材上一展身手。”陶纯预判，反腐题材创作这几年还可能出现更多，“反腐永远在路上，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也关系到你我的命运，为什么不用手中的笔，以笔作刀，来参加这场生死存亡的战斗？”军人陶纯就像冲锋在前的战士一样，发出了豪言。
2又登上多年前上过的“贼船”
在小说《酒国》中，莫言对20世纪90年代的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进行过深刻批判。他近来也说过，一直有创作反腐题材小说的想法。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张平、王跃文、陆天明、周梅森等作家，都涉足过反腐题材的创作，但这些年，他们渐渐淡出了，人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还都是这些作家昔日作品的不断重印，鲜见同类题材新作。但最新消息得知，陆天明、周梅森将重出江湖，再度进行反腐题材的创作。
“我是下决心要再搞的。”老作家陆天明说，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他有作家朋友也在蠢蠢欲动，想进行反腐题材创作，而他自己已接到数家公司的剧本和小说的创作邀约。
陆天明坦言，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反腐题材出了很多，今天再写，怎么写，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当下的反腐，都有了深入发展。“腐败官员做的事，当年我们再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这些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家伙胆子咋就那么大？”陆天明还提到，反腐手段、反腐形式以及反腐斗士自身的形象也有了新变化，只凭道听途说的二手三手材料无论怎样也难写好。
周梅森写过《至高利益》《人间正道》《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反腐小说，这些年似乎隐退了，一直悄无声息。但他透露说，目前正在进行40集反腐电视剧《以人民的名义》的剧本创作，并有写成小说的打算，目前已进行到一半，周梅森笑称，“我又上了‘贼船’。”
周梅森有一段时间根本不愿意再碰反腐题材了，他和陆天明的想法一样，“公布出来的腐败案件的广度、深度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生活远远走到作家艺术想象的前面去了。”他反复问自己，“是能提供更有意义的故事呢，还是能提供更有意义的人物形象，或是更有意义的思想启迪？我觉得很难超越自己以前的作品。”这个念头最初牢牢操控着他，他几次拒绝了创作邀约。
直到去最高人民检察院体验了生活并查阅了贪腐案件材料，甚至和落马官员有过深入接触后，周梅森才改变了想法，“我发现，这个题材依然能做。”
周梅森找到了突破口，这部《以人民的名义》选取的故事，正是来自公众广为熟悉的案件：从国家某部委干部的家里搜出了两亿三千多万元，通过这次搜查，一个官员人性深处的黑暗像剥洋葱一般被层层剥开，作家由此拉开了某省的一场政治大地震和反腐大较量的序幕。“尽管开局的这个小官巨贪案件举世闻名，但作家需要做的是往人性深处、心灵深处挖掘。”周梅森说。
周梅森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同样给他提供了素材。周梅森久居南京，他对江苏一些落马官员很熟悉，他觉得很多人对落马官员有一个误解，觉得他们天生就是大坏蛋，党组织当初重用这些人真是瞎了眼。“通过我和他们的接触来看，他们其实人都很能干，有开拓精神，但他们灵魂上往往又都很孤独。”周梅森分析说，有的是因为心里不平衡，看到企业家那么有钱，为什么自己就不能拥有？有的则是因为深深的孤独，需要找一些化解的地方，而走上了腐败之路。“这是我的新发现，有了这些新发现，就可以进行创作，如果找不到超越新闻报道的东西，那就不能进行创作。”周梅森说。
3作家“踩着钢丝”进行创作
“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内心总是很挣扎，就怕出问题。”周大新坦言，中国作家大都不愿意写这类小说，一方面是不想介入政治太深，另一方面，人性的复杂程度不好表现，以及还有很多无形中的约束。《曲终人在》就是在如此纠结的状态下写成的，即使完稿后，周大新心里依然没底儿。《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安慰他：“为什么不可以发？实际生活中已经抓了这么多腐败官员，难道文学不能表现吗？”《曲终人在》一书出版后，周大新非常紧张，怕有负面反应，他在一段时间内都盯着各路网站——还好，都是正面反应。
“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有一个担心，怕别人对号入座，当然不怕谷俊山这样的原型对号入座，他进去了，想打击报复也没可能了。”陶纯说，他是担心身边熟悉的人、曾经认识的人，尤其是一些领导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但好在我笔下的一些负面内容，在全军普遍存在，大家都心照不宣，见怪不怪。”陶纯说，最后他把碎片化的东西、星星点点的细节，捏合、塑造成另外的样子，让别人觉得不是自己。为了防止有人对号入座，陶纯还有意做了一些处理，比如作品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A基地的建制是个军级单位，下面有师、旅、团。像这样的编制，全军是没有的，一般集团军下面才有师、旅、团建制。
对作家们而言，反腐小说的写作还要把握好“度”。“军营中的人和社会上的人一样，都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好’字或‘坏’字来概括。”陶纯说，至于如何把握，主要看作家内心的出发点是什么，揭露丑恶，如果是希望国家好、军队好，就能把握得准，“我的化解方法很简单：把布小朋这个一号人物写好、处理好，让他身上的浩然正气贯穿到底，这部作品就不会有大麻烦。”
“反腐小说其实不容易写好，除了题材敏感、雷区多、容易惹麻烦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纪实色彩浓，搞不好就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性。”陶纯总结说，这也是很多作家为什么不想触及这个题材的原因。
周大新、陶纯的冒险写作，几乎立刻获得了业内的首肯。“大环境的改变，为反腐小说提供了叙述上的安全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空间，使这类题材开始向严肃的深度去开采和挖掘。”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如此说道。
总装备部创作室作家西元说，军队腐败问题大家不是看不到，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可是不知能不能写、怎么写，久而久之，选择性回避就成了选择性遗忘，军旅文学创作在这里成了真空。“因此，一旦有作品闯进了这个领域，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反响。《一座营盘》把这些东西从人们的记忆当中统统打捞了出来，仅此一点，就足够触目惊心。”
“不能指望一个小说家完完全全赤膊上阵，搞一部轰炸性的小说。如果是那样，还不如写报告文学，写新闻报道。”《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认为，反腐题材写作，不仅仅是直面社会，更多还要指向人类的处境、人类的未来，这才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曲终人在》就有这种非常现代的想法，以往的反腐小说是没有过的。”施战军说。
他进一步解释说，《曲终人在》中，事关一个高官形象的多边采访，从妻子开讲，儿子、姑妈、司机、保姆、前妻、继女、法师、官场同事、模特、总裁等等各有各的角度、倾向和口音，但每个讲述人在谈说“他者”之时更在诉说“自我”，合起来构成了荒诞绚烂的乱麻奇景。本应是给刚刚作古的省长立传用的材料，却成了调式不一的混声杂音，讲述人更在意的其实是自我的造像。施战军因此认为，“周大新的小说不能单纯地将之视为现实主义的小说，同时也是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有这种艺术探索的勇气，又敢直面当下生活，这样的作家应该对他致以敬意。”
对话
写“反腐”但别限于“反腐”
受访者 文学评论家白烨
采访过程中，很多作家都不愿意给自己的小说贴上反腐小说的标签，作家王跃文就非常明确地对本报记者说：“任何类型化标签对作家和他的作品都不是赞赏而是贬损，简单的标签化定义是对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消解。”
但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又不得不沿用了“反腐小说”这个标签。甚至会顺着这个“标签”的指向，回溯多年来反腐题材创作的发展、样貌，这对于观察今天和未来的创作走向，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就有了这次对话。
问：首先请您简单回顾一下反腐小说这些年来的生长脉络？
答：“反腐小说”这个说法因对一些作品只做简单的题材归类与内容指认，在文学评论中并不怎么常用，更多的时候是媒体的一种用法。好的小说，一般都是超越单一题材的，因此许多作家也对这一说法不太认同。这里，我们权且沿用这一媒体的说法。
反腐小说与现实题材写作的关系十分密切，其较早的源头可追溯到新时期之初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新星》等。上世纪90年代，由河北“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带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把反腐与社会问题联系了起来；与此同时，张平、周梅森、陆天明的小说，又把“反腐”与“官场”内在地结合起来，促进了反腐小说向官场小说的有力过渡。进入新世纪之后，官场小说有三部重要的代表作，这就是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和李佩甫的《羊的门》。后来还有一些偏于通俗或流行于网络的官场小说，如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老乔小树的《侯卫东官场笔记》、黄晓阳的《二号首长》等。现在的类型小说中，就有被称之为“官场小说”的一个类别。
问：反腐小说创作总体是个什么样貌？在您看来比较不错的作品都有哪些？能否推荐几部？
答：反腐小说在其发展演进中，已逐渐超越了单纯的“反腐”，越来越走向对于官场现状的生态揭示和对于基层官场的深入透视。因此，现在常用的官场小说说法，在包含反腐小说的同时，事实上已替代了反腐小说。
我认为，从反腐小说到官场小说，不同时期都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张平的《国家干部》、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和李佩甫的《羊的门》等，都值得一读。近几年，还冒出来一个叫余红的文学新人，先后写作了《黑煤》《鸿运》《琥珀城》等长篇小说，也别具韵致。
问：大约5年前，反腐题材创作一度受阻，但我发现，最近这一年来创作势头开始回暖，“局长”“市长”“县长”之类的小说又开始多起来了，对此您怎么看？
答：反腐小说一度受阻，与其自身存在很大问题有一定关系。一个时期以来，这类作品较受欢迎之后，一些作品便在“反腐”的同时“渲腐”“炫腐”，不仅写得相当俗气，又相互跟风。如《黑冰》市场销路很好，便有《黑血》《黑雨》《黑风》接踵而来，使得这类作品带有相当浓厚的黑幕小说色彩。还有的一味渲染官场厚黑学、谋略术，停留在对欲望的赤裸裸展示上，甚至堪称官场升迁的“教科书”，作家该有的批判精神根本不见踪影。
现在反腐小说势头回暖，既有反腐成为社会常态的原因，更因为作品本身的质量上来了。写“反腐”不限于“反腐”，写“官场”又超越了“官场”，作品具有更丰盈的社会内容和人生内涵。
问：从反腐小说成长史看，《曲终人在》和《一座营盘》的出现会是反腐小说的一次转折吗？
答：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和陶纯的《一座营盘》，确是近期让人眼睛一亮的两部长篇新作，他们确实都与“反腐”不无关系，却又远远超越了“反腐”本身。《曲终人在》里的欧阳万彤、《一座营盘》里的布小朋，都是从基层干部一步步升到省长、基地司令员高位的。但这个过程却危机四伏，充满凶险，因为环绕着他们的贿赂方式无奇不有，行贿者也此起彼伏，这些都令人防不胜防。可以说，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并与之巧妙地进行斗争，是他们最为日常也最为艰巨的任务。他们并非反腐英雄，却是拒腐的斗士，这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要更为难得。这两个人物形象，在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里，有其正向的独特性，也有其艺术的典型性。涉及反腐的小说，注重正面描画人物，多维审视人性，这两部小说做了极为成功的尝试。
问：反腐小说创作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作家们处理得如何？
答：我觉得最大的难点是在作品中内在地包含“反腐”，而不是局限于单向地“反腐”，深入地触及“官场”，而又有力地超越“官场”；同时在获取生活素材和塑造人物上，要有新的视野、新的胸怀、新的角度和新的手法。可以说，大多数作家在这一方面还陈陈相因，少有突破，尤其是在流行于网络的类型小说写作中，内容同质化、艺术粗放化的倾向更为严重。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和陶纯的《一座营盘》这样另辟蹊径的写作，既是凤毛麟角，也显得十分重要。他们以成功的经验告诉人们，即使是涉及“反腐”，触及“官场”，也可以花样翻新，也可能自出机杼，关键在于作者对现实生活要有深入的研究与细切的体味，对时代新人要有充分的认识与独到的把握。总之，这也和别的文学写作一样，倚仗的是作家自身的修为与艺术的内功。（记者 路艳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