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落马贪官回首人生——权力任性酿就苦果

“回首我的人生，以奋斗为开始，以辉煌为展现，以自我毁灭为结局。”在中纪委官网上线不久的栏目“忏悔录”中，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

贪官的忏悔，为看待贪腐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也为当下的反腐败进程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与提醒。

１ 一条雷同的人生轨迹： 

他们许多曾经是能吏

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落马官员曾经是“能吏”，甚至在当地或其所在领域内颇有口碑。

“很典型的就是最近落马的仇和，多年来他一直有争议，其劲头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方法不能服众，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视角下看更是如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很多落马官员之所以能到那么高的位置，本身是很能干的。

谢春涛认为，尽管能干是一个好干部的必要因素，但很多“能吏”也往往会刚愎自用、狂妄自大，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心态之下出的问题。“掌权之后经不起诱惑，而且自信度过高”。

因贪污、受贿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杨跃国就是这样典型的案例，当地干部评价他，“有能力，也有水平，就是权力太集中；想干事，也能干事，就是干事没原则”。他自称，在任瑞丽市委书记期间，“没有我办不了的事情”。

阅读这些落马官员的忏悔书，许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生轨迹经历了一条抛物线。

在看了23名贪官的《悔过书》之后，陆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委员张学杰总结说，他们的人生轨迹大体相同：都经历过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上升的中年，最后都走向悲惨的晚年；他们的血泪教训也几乎相同：那就是丧失了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

比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忏悔书中写道，他出身贫农，从大队会计干起，一直干到副国级，连续参加六届全国党代会，连续四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官员并非一开始就贪污，也是一步步上来的，但是随着手中的权力增大，所受到的约束反而会越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问题出在哪里？落马官员的悔过书中，自己寻找了一些答案。

思想蜕变是普遍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认为，他的问题主要是在人生的晚年放松了学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问题，导致了思想滑坡。“担任副省长后接触的面广了，层次高了，看到的听到的各种社会现象也多了，致使我思想产生了错觉，把社会不正之风非主流现象误认为是社会普遍主流潜规则。”他说。

转变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温水煮青蛙”是常态。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白恩培在悔过书中认为，他的严重违纪违法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从请客送礼、接受礼品馈赠到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贿赂，数量上由少到多、由小到大，心理上由小心不安到心安理得。

２ 一种不良的政治生态： 

个人贪欲带来家族腐败

落马贪官与周遭环境间的互动，是忏悔书中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周边环境中对官员的“围猎”，还是家庭因素，都成为其落马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忏悔，家就是权钱交易所，他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不仅全家老小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坏了政治生态。

在省政府分管国土资源工作的倪发科，因为长期收受玉石、玉器等贿赂，如今已在舆论中成为“雅贿”的代名词。他反思说，正是因为自己痴迷到了爱不释手、不能自拔、玩物丧志的境地，老板们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送来的玉石、玉器经鉴定价值1000多万元。倪发科本人，也栽倒在了“疯狂的石头”上。

认为自己对不起家庭，也是落马官员悔过书中体现出的的一项共性。

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成员、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作为湖南省交通系统系列腐败案中的一员，也“坑”了家人。在为弟弟妹妹一次次打招呼捞取利益的最后，他忏悔道：“我爸妈在世时，我曾向他们保证要带着弟弟妹妹吃好饭，但现在，我却带着他们一起吃牢饭。”

“一想到母亲，就想流眼泪，她是最要面子的人，怎么能接受这种现实！她曾经为之自豪的儿子，一谈到儿子就欣喜若狂，而今面对社会的议论和指责，她如何受得了这个打击！”张引的忏悔书里，对家人的愧疚也很深。

官员自身的主观意识，和客观的政治生态，造成了他们人生中的关键转折。竹立家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人是环境的产物，也可以反作用于环境，两者之间是相互的。

受访专家认为，问题首先出在官员自己身上。与其说官员们被“围猎”，不如说一些官员主动选择了被“围猎”。

竹立家做过一个统计，在他收录的媒体曝光的官员中，90%的腐败过程都有家人参与。“中国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多人自己品质不好，只知道为老婆孩子谋私利，或者坐视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做事，既没有修身，也没能齐家，你怎么能指望这些人治国平天下？”

心态的失衡，是贪官们提及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引写道，看着老板们住豪宅开好车，穿名牌出入高档会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反观自己，层次比他们高，文化水平也比他们高，没日没夜地加班，每个月就拿这点工资，“觉得太亏了！”

政治生态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谢春涛看来，十八大以来大批官员的落马可以说明的是，此前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肯定出了问题，对于一些干部来说，坚持原则的成本很高。尤其是一把手贪腐，对于下面人的影响会非常直接。

“但是另一方面，哪怕环境再不好，难道是非黑白的界线还不清楚吗？同样的环境，有人出问题，可有的人不出问题，不能只推卸责任到环境上，而忽略了个人主观意志的巨大作用。”谢春涛认为。“环境当然要改善，但是关键还是靠自己。”

３ 一种必须重视的警示： 

不让“双面人生”逍遥法外

“公布忏悔录，对于许多官员来说有着警示意义，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以及对于社会甚至自身家庭的伤害。”竹立家认为。

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官员的忏悔通过公开平台扩散出来，在腐败预防过程中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认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应该逐渐开始与治本并重。

更进一步的是，这种忏悔录所公布的细节和情节发展的逻辑，为我们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提供了更多的警示。竹立家认为，这些忏悔录提醒我们，我们在对官员的有效监督方面，还有很多漏洞，让他们有越界的可能性。

就连落马官员自己都这么认为。

“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独断专横，他就会将权力为自己所用。”辽宁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原党组成员、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就是因为把权力当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影视行业内的贪腐“潜规则”，最终在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

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笼子，对权力进行制约，早已成为近年来中国反腐败自上而下的共识。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陈述2015年的主要任务时，提到了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全面从严治党极其重要，写下忏悔录中的官员对此深有感触。

“血的代价和沉痛的教训让我认识到，党中央对党员领导干部从严要求和严格管理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政治生命终结之后，倪发科如是说。

每当有重要官员落马，人们总会发现，此前他们在一些场合谈反腐问题时的慷慨激昂，有些官员如苏荣等，反腐讲话中甚至“狠劲”十足。有网友因此戏称这些人为“演技派”——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台上台下风格迥异。

“这是一种彻底的讽刺，能在台上讲出那些话，说明他们知道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职务期望是什么，结果下来照贪不误。”谢春涛表示，这是一种“双面人生”。

冯伟林自己是这么分析的，“在单位，我对我的下属也有严格的要求，经常在外面演讲写文章，表明自己的道德情操。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贪图享受的欲望。”

有别于在台上时大谈特谈反腐，这些官员在落马后的忏悔，对贪腐问题的认识看上去更为深刻。

“假如‘八项规定’、‘反四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重大举措早出台3-5年，我可能也不至于痴迷上疯狂的石头，犯下如此重罪”，倪发科这样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