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谆谆告诫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并强调指出，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习总书记的讲话点中了官商交往的要害，充分揭示了当前官商交往的特殊性和规范官商交往的极端重要性。深入研究官商勾结、相互利用、共同腐败问题，及时建立完善官商交往应循之道，划出“红线”“底线”，是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增强治理腐败水平和成效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官商勾结成为高官腐败的显著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官商勾结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与商人交往过密，违规插手经济活动、为企业谋取利益，自己则从中收受贿赂，谋取私利，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往往是“一次一清”，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从已查办的案件来看，官商勾结在矿产开发、土地出让、工程建设、药品采购等多个领域均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资金量大、利润丰厚的工程建设领域更是“重灾区”。
目前，官商勾结又有了新的动向，那就是权钱交易机制化、链条化。其一，从松散型的政商关系演变为紧密型、稳固型的政商共腐“圈子”，具有共生性。一些领导干部与企业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官为商谋利，商为官敛财，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形成了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连环输送的利益链，具有共生性。其二，“贿随权集”，商随官移，具有长期性。一些商人、老板随领导干部任职单位、部门和地方的变化而改变业务的区域布局，业务领域、区域和范围随领导干部任职的空间变化而变化，随领导干部权力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双方如影随形，具有长期性。其三，呈经营化特点，市场化运作。故意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与企业经营活动相交织，以业务活动掩盖、隐饰权钱交易腐败犯罪的本质，伪装性、欺骗性、隐蔽性更强，腐败度更深，腐蚀力更巨。
官商勾结危害猛于虎
官商勾结的外在表现是人际交往，其实质则是权力与资本的不法勾兑。在经济转型期，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仍然扮演着主导经济发展的角色。官员直接掌握和控制着土地、矿产资源、税收优惠、行业准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重要经济资源与制度资源，导致企业经营活动对官员权力的过度依赖。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为了获取利益，一些不法商人自然会千方百计与官员“联姻”，对其“围猎”，或投其所好、逐步拉拢腐蚀，或打通领导家属的关系逐步接近，或通过美色直接引诱上钩。一些为官者不能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在经济工作上分不清自己的职责界限，对于利润丰厚的经济项目心怀觊觎想分一杯羹，因此向商人索取“厚礼”，再以手中的权力“还礼”，甚至以隐性身份直接从商，那就会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最终会使自己身陷囹圄。
官商勾结共同腐败对政治生态、经济秩序、社会风气的影响和破坏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官员和商人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以利益为核心，以权力为纽带，以谋利为目的”的非法利益共同体，甚至发展成特殊的权贵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在这种政治生态中，正常的规则、风气、导向被“关系经济学”严重侵蚀，官员没有企业幕后的金钱铺路，进步无从谈起;企业没有官员幕后的权力庇护，生意寸步难行。畸形的官商同盟圈代替了正常的政治生态圈、经济运行秩序，使不健康的异化的人际关系在党和政府组织内蔓延，从深层结构上破坏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生态，使清廉之风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另一方面，官商勾结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为个别官员和商人谋取利益，让社会财富的集聚脱离了公平的轨道，破坏了社会发展的平等性和公正性，造成了产业发育的畸形，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此外，官商勾结让本应为民服务的权力发生扭曲，私情代替公心，关系取代原则，“劣币”驱逐“良币”使社会程序、社会规则成为摆设，使法律尊严、政府公信、社会公平和市场规则受到严重挑战，严重扭曲正常的道德和制度，毒害了社会风气。
官商交往应防止利益冲突
官商间关系是良性互动还是消极牵制甚至是权钱交易，关乎政治生态与市场环境，更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官员要想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必定要与商人打交道。因履行市场监管职责的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交往也不可避免。但经营经济，不等于“官商经济”。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市场监督等手段，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等于权力要服从资本。官员有责任、义务为商人服务，但不能越位，更不能拿公共利益和公平法治为交换筹码，以公权谋私利。商人作为市场主体，当然可以享受官员提供的服务和便利，但应限于政策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而不能拿利益去贿买官员手中的权力。
防止官商勾结，最根本的是把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深化改革，为官商交往立规矩，定道设轨。深化改革是铲除腐败现象的根本途径。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真正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能够由市场机制本身决定的权力下放给市场，将政府的角色定位于市场的“仲裁者”“服务者”和“监管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权力对市场的强力干预。要细化、实化官商交往的原则与规范，建立相应的标准和程序，为交往行为提供尺度、边界和红线，一旦越过边界就要受到处罚，做到官商交往有道守道，各行其道，越道脱轨者严惩重罚。具体而言，官与商交往应谨遵以下四项原则:
公开透明原则。国外有反腐专家列出反腐公式:腐败=垄断十暗箱操作－公众参与。这个公式说明，公开是正义的灵魂，是对努力工作的最有力鞭策，是对不当行为最有效的抵制。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可以说，公开性是现代的群众路线。要以公开为龙头，让官商交往在阳光下公开进行，以公开促公正、以阳光保廉洁，让阳光照射官商交往的全过程，让领导同事、社会公众、监督部门都能看到、听到、知道。
履职需要原则。官员要克服“交往是个人私事”的认识，准确划分“公事”与“私利”的界限。官商进行交往必须以履行公共职责为前提，是出于履行职责和公务的需要，直接主观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必要性原则。为了防止官商交往过多而产生腐败，应当坚持官商交往所商谈的事项是工作必要的和必需的。因此，应将交往的程度和次数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防止利益冲突原则。官商交往过程中，官员要保证完全为了国家和公共利益，不能关系到个人利益，防止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能发生的任何实在或潜在的冲突。
根据上述原则，应建立以下规制官商交往的相关管理制度:
接触会见请示报告制度。接触会见之前要向上级请示，经过批准后方可会见。会见后要报告会见的情况和内容。
接触会见事由登记制度。对接触会见的事由和相关内容等事项要登记造册，以备核查。
统一规定接触会见的时间、场所和方式。权钱交易本身是非法和隐蔽的，因此大量腐败活动往往是“场外”交易，借助非工作场所私下进行。所以应规定，接触会见一般应在工作时间、办公场所，由2人以上工作人员以与商谈事项相适宜的方式进行。
建立回避禁止制度。本人及其近亲属与对方或申请的事项有利害关系的，要主动提出回避，禁止接触会见。在本人履职期间，禁止其子女、配偶等近亲属私下接触会见对方。在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等重大商业活动之前以及过程中，一律不得与商人接触。
完善从业禁止制度。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离职或离退休后，3至5年内不得接受原职务管辖的地区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任职，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严格接触会见纪律。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宴请，不得接受任何礼物、礼品以及其他便利性帮助。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得以电话、短信、微信、邮件等方式进行私下接触联系，不得泄露商谈事项以外的事项或商业秘密，不得为对方提供接触事项以外的便利条件和帮助。
建立不规范交往预警机制。上级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官商交往行为的监督，对有关违规行为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理，做到防微杜渐。同时采取聘请监督员、设立举报电话等方式，畅通群众监督渠道。
强化违反接触会见制度的责任追究。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接触会见的，或者无正当理由对接触事项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或隐瞒不报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离岗位、免职等处理。对其负责事项所作出的决定应视为无效，并改由其他人员重新办理。相对人在接触过程中有违法犯罪行为的，除取消申请资格、宣布决定结果无效外，要追缴相对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对人刑事责任。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对违规者要严控、严查、严惩，一旦发现违规就要严惩和曝光，让违规者付出成本和代价。在此基础上逐渐改变人们的习俗理念、观念意识，变成官商共同遵守的习惯和规矩。
(陈正云 赵武安 作者分别为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