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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村官频被举报折射村级治理之忧

2014年03月17日08:59   来源:南方日报

原标题:“双面”村官

上月底,“20亿村官”周伟思受审,随着审理逐步展开,深圳村官群体利益链逐步呈现。

周伟思案并非孤例,深圳村官近年频遭举报甚至落马。据《深圳原住民网》调查,最近3年,深圳有24个社区合作公司36名董事长、副董事长被双规或受到刑事处分,有500余名村官受到撤职等各种党政处分。在中国,村官是以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为首的基层自治组织负责人的概称,随着经济发展和基层改革,深圳村官除担任社区和党支部负责人之外,还是社区合作公司董事长,掌握经济大权。

据调查发起人、深圳都会城市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宏介绍:“村官已成为高危职业,我调研的34家社区合作公司董事长,人人自危。”

深圳从1978年的渔村,变成了如今一座“了不起的城市”。期间,深圳创造出惊人财富,2013年GDP超1.4万亿元。掌握大量土地资源的原住民,得益于深圳城市化持续高速发展,靠地生财,曾获得厂楼数额不菲的租金或征地补偿。其中,原住民中的带头者——村官们,因掌握权力和资源,不少成为豪富。

如何正确分析与认定深圳村官的价值和现状,正本清源,成为接下来改革的关键所在。

村官危机

2010年3月—2013年7月20日,全市共出现网络举报社区合作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等村官200次

近三年,村官被举报进入频发期。周伟思恰好赶上这一波举报大潮。

《深圳原住民网》调查称,2010年3月—2013年7月20日,全市共出现网络举报社区合作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等村官200次,被举报董事长、副董事长等班子成员达228人;村民(即深圳原住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下同,记者注)到街道、区、市三级政府集体上访数为900余次;有24个社区合作公司36名董事长、副董事长被双规或受到刑事处分;有500余名村官受到撤职、开除党籍、记过、警告、通报批评等党政处分。

《深圳原住民网》在对最近30个公开的举报案例分析发现,其上述举报人的来源中,现班子成员12%,社区合作公司中层22%,同村同姓兄弟25%,同村异姓村民代表38%,其他村外商业竞争者3%。在举报主要动机中,换届选举斗争37%,旧城改造等重大商业利益分歧42%,宗族矛盾14%,其他7%。

谈起周伟思案,接受调研的深圳34家社区合作公司董事长中,超过85%的受访者感到“谈虎色变,唇亡齿寒”,有55%的受访者担心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下一个周伟思”,100%的受访者认为村官“现在是高危职业,时刻坐在火山口上”。

这份报告还介绍,在2012年下半年全市社区合作公司换届选举中,有200余家出现选举重大分歧。有9个股份合作公司班子成员突然被选民悉数“抛弃”,原班子成员无一人当选。调研中一个细节称,在2012年换届选举中,有21人主动弃选董事长、副董事长,主要原因是希望平安着陆。

另据了解,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站进行举报村官的事件此起彼伏。上述报告称,20家中央、省市级媒体,共对深圳股份合作公司发表5800余条新闻,其中负面报道2100余条,占比高达40%;而本地重要新闻网站如深圳新闻网等,负面报道则高达75%以上。

南方日报记者此前从奥一网、深圳新闻网梳理出2010年初—2013年底48例深圳村官被举报的投诉或报道,其中,2010年有3起、2011年有9起、2012年有12起、2013年22宗,此外,今年到目前已有3宗,可见对村官的举报呈逐年增长态势。从地域上看,除了南山7宗和罗湖6宗,其余都发生在2010年区划调整前的宝安、龙岗区,原关外社区股份有限公司占七成以上,而沙井与西乡数量最多。

经过记者梳理发现,上述被举报者,皆为社区合作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社区居委会书记或工作站站长。周伟思在落马前,曾任深圳市龙岗街道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

隐秘土豪

据估算,深圳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现任董事长、副董事长中,家族总资产1亿元—3亿元的约占87%

事实上,公开受审的周伟思只是众多被举报村官中的一个。

2013年底,深圳市历时长久的“三资”清理工作彻底摸清了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家底”,账单显示,目前深圳全市有942家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含居民小组设立的公司),股民29.3万人;资金140.8亿元,资产1186.53亿元;土地资源14076宗,面积达3.84亿平方米。由此可见深圳原住民群体经济实力之雄厚。

“这个数字是原始数据,事实上,股份合作公司的市场价值远远大于这个数额。”深圳市纪委有关负责人向媒体介绍,942家社区合作公司数量只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8‰,却拥有全市1/3土地;29.3万股民只占全市人口的2%,却是占到全市85%人口的房东。

村民之富可见一斑,而村官们更居于深圳原住民群体财富金字塔之顶尖。

日前受审的周伟思之所以落马,始于一份名为《深圳南联社区村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的网帖,网帖描述,在本地范围内周伟思拥有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辆,据初步统计,现时周伟思的资产最少超过20亿元人民币。

今年2月底,周伟思案开庭,被控涉嫌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单位行贿罪三项罪名,合计受贿5600万元。其家产真正总额难以通过权威渠道获知,在受审现场,对于一笔500万元受贿指控,周伟思称,500万数目“一般”,不记得收过这笔钱。

“从财富的数量、面临的现实压力以及历史贡献来说,周伟思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陈宏走访调查后认为。

制度漏洞

在股权分配、换届选举、内部决策审批程序等重要事项上,简单地将权力赋予社区股份合作公司

豪富身家必然带来更多关注,而周伟思落马有更多的历史逻辑。“村官落马,既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也与其局限性有关。”陈宏表示。

早期制度严重缺陷,政府监管缺失,成为多年来“周伟思们”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1994年,《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简称《条例》)颁布,在原特区范围的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盐田区适用,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坪山新区等参照执行。在当时,这份《条例》为村官们探索发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但是缺乏政府部门对集体经济的管理与监督内容,为后来股份合作公司种种问题埋下伏笔。

而社区合作公司制度设计也导致村官独大。民建深圳市委会曾于2012年递交一份关于修订《条例》的建议,并指出:“《条例》在股权分配、换届选举、经营班子职权、内部决策审批程序等重要事项上,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简单地将权力赋予公司”。

陈宏的调查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深圳一个社区合作公司董事长合法月薪仅8000元上下,有的穷村才2000元—3000元,与刚毕业大学生差不多。但其承担全村数千本地人和社区数万外来人口管理,以及数亿甚至数十亿元的集体资产的经营。经历30多年的发展,深圳800余家社区合作公司有25%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实现集体资产100倍飙升,60%的公司实现集体资产60倍的增长,最差最困难的也有30倍以上的发展。

拿着“钥匙”的村官看着无人看护的财库会怎么样?根据《深圳原住民网》数据分析中心统计,深圳30多年推出的全国、省、市、区级老村官典型有100余个,有30余个风云一时的大能人董事长东窗事发。

周伟思案举报者周祖杰在举报信中说:“村官贪污腐败的案例不断涌现,主要原因就是农村民主理财制度存在漏洞,村级财务管理出现问题,而乡镇一级对村级财务又疏于管理……在本村,周伟思主任工作非常积极,经常一人身兼数职,审批、拨付由一人经手操办,如此大权在握,为他提供了更多的犯罪时间和空间。”

商人村官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遴选了数百名深港两地的商人回村当家,留下半官半商的村官体制

周伟思案引人反思,各种制度缺陷为“能人”变“硕鼠”食利提供了缝隙,然而,为何有的能人会落马?有的不会?

经梳理发现,近年来,被举报和落马的村官中,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能人最多,这批村官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回到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边陲之地深圳,原住民生活艰苦,人均日收入仅几角钱。村官放弃个人发展机会,选择留下,带领村民发展。原皇岗村大队党支书记庄顺福曾介绍,当时该村村民利用边境贸易政策,前往香港捡垃圾获得第一桶金。此后村里建起厂房,租给港资,后又慢慢发展房地产,村里家业渐渐做大,皇岗村固定资产总值从1979年的10万元增至2009年的20亿元。

此后,另一批村民“从商海洗脚上岸”。到上世纪90年代初,各股份公司经济经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喜人势头后,发展面临严重滑坡。据了解,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发现,这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老党员、老典型组成的村集体班子难以适应市场新挑战,于是指示深圳各级组织部门遴选了数百名深港两地的商人回村当家。

这种做法打开了经济局面,但也留下半官半商的村官体制。村官可以一边做生意,一边上班。“村官其实不是官,不能单纯拿公务员标准要求。”罗湖上述街道党工委书记认为,村官身份的复杂性,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可以盘活资源,为集体谋利,但也可以权谋私,在土地交易中攫取天价财富。

周伟思白手起家,在香港兄弟资助下买地建房,家产日丰,当时土地交易监管法律不足,其多次购地倒地,等到村民意识到土地暴利时,其早已发财。而近年来的城市拆迁,又让周伟思的财富骤增。可以说,周伟思在做村官前,就已然是豪富之家。2002年,其当选为南联村委(后是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社区工作站负责人等。“当村官,不可避免使其借机利用权力、资源、信息、人脉进一步做大自己的产业。”上述街道书记的话,在周伟思开庭受审后披露的信息一言中的。

随着老一代村官的老去,第二代村官逐步成为中坚,第三代村官也开始登上舞台中央。有的村官一改以往低调做派,颇为开放和民主,像南联村张育彪,大学毕业,创新推出村官聘任制,并活跃于公共事务。有的村官更加国际化,全市海归村官约达20多名,皇岗村庄创裕海归出身,在社区规划和经济建设中吸取欧美和香港先进经验。

新村官们的表现有待进一步观察。(记者 李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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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常雪梅、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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