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為功清風來——廉潔文化系列談之五

　　廉，重在自覺，貴在持久，難在徹底。

　　——2022年12月，習主席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時的講話。

　　1935年，劉伯堅烈士就義前寫下絕筆，“我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產”。90年后，在劉伯堅的家鄉四川平昌縣，獨幕劇《家書》上演，展現了他堅守信仰、廉潔自律的一生。

　　相隔數十載，人們以這種特別的方式與劉伯堅“重逢”。“即使身處困境，他也從未因個人利益而動搖，始終秉承著共產黨人的廉潔操守。”一方舞台，展現出廉潔文化跨越時空的永恆價值，也讓觀眾感受到了穿透歲月、動人心魄的廉潔力量。

　　“廉，重在自覺，貴在持久，難在徹底。”任何一項關乎人心向背、關乎長遠發展的事業，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久久為功，在建設廉潔文化中尤為重要。唯有厚植廉潔文化的沃土，在日復一日的堅守中常抓不懈、筑牢防線，才能讓廉潔理念真正由他律轉化為自律，內化為日用而不覺。

　　讓廉潔文化發揮持久效用，端正道德觀念、創新載體形式、筑牢制度根基是極為重要的途徑。道德觀念是廉潔文化長久發力的內核，錨定價值取向﹔載體形式猶如廉潔文化廣泛傳播的羽翼，賦能影響實效﹔制度根基則筑起廉潔文化的堤壩，保障建設成果。三者相輔相成，推動廉潔文化建設全方位覆蓋、多層次滲透、長效化運行。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習主席深刻指出：“從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礎性作用，思想純潔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保持純潔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領導干部做到清正廉潔的基礎。”內心的道德操守，正是廉潔文化的“根本”與“泉源”。廉潔理念深植於心、化為自覺，才能為廉潔文化的長效滋養與縱深推進，筑牢最堅實、最持久的思想根基。

　　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如果不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質，反腐制度再好，他也會置若罔聞，我行我素，甚至挖空心思鑽制度的空子。而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則必定會做好慎獨，嚴格自我要求，自覺遵章守紀、不涉貪腐。

　　1943年通過的《陝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中規定：公正廉潔，奉公守法，這就是我們政務人員應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為模范，為民表率。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也曾在一次工作報告中詳細描述了當年邊區政府風清氣正、政通人和的情形：“廉潔奉公，已成為政府人員一般具有的品質。大家可以看到，政府從人民手裡拿來的每一文錢，我們都用盡一切辦法，使它用在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和保衛邊區的用途上……”正是這份懷德自重的抵腐定力，使得“他們在一切困難面前都有著充分的信心與勇氣，也有著高度的工作熱忱”。

　　朱德同志一生清廉自守。延安時期，朱德被褥裡的棉花成了硬片子，他寧可塞進麥草，也不讓換新的。上世紀60年代初，朱德主動緊縮自己的飲食標准，減少糧食定量，也很少吃肉。一次，他親自指導廚師做了一頓把米和菜煮在一起的“菜糊糊”，告誡身邊工作人員：“今天請你們吃這頓飯，是讓大家不要忘記過去戰爭年代那種艱苦朴素的精神。”1960年朱德臨別故鄉時，自己在街上買了兩雙草鞋。有人問：“買這干啥？”朱德意味深長地說：“草鞋穿起來舒服。我過去在家裡勞動，穿的就是它。”

　　廉潔，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鮮明氣質。從過去到現在，一生不變的堅守、熔鑄血脈的追求，廉以律身的道德底色並未因“日子好了、時代變了”而黯淡，反而歷經歲月沉澱而愈發鮮明，成為一代代共產黨人堅守廉潔底線的精神坐標。

　　創新載體形式，可以增強廉潔文化吸引力、感染力。廉潔文化要實現長效發力，離不開鮮活的載體，離不開生動多樣的傳播形式。這是讓廉潔文化“活起來”並長期“火下去”的重要保証。

　　“不要空過一分一刻，不要浪費一升一粒……快，拿起階級的警覺與鐵錘，去洗刷貪污浪費消極怠工者……”這是當年中央蘇區廣為傳唱的歌謠《檢舉歌》。

　　“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蘇區文藝工作者還緊跟形勢，積極通過戲劇等形式，將貪污分子的反面案例和廉政建設楷模事跡搬上舞台，讓廉潔教育更接地氣。當得知蘇區部分群眾對蘇維埃政府不滿意，中央蘇維埃劇團組織人員編排戲劇《大鐵錘》，專門諷刺那些躲在蘇維埃機關內的貪腐分子。作品內容淺顯易懂、方式靈活多樣，讓干部群眾在觀看中分清美丑、趨廉避貪，讓廉潔文化深入人心。

　　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須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各級應充分運用新技術新載體開展廉潔教育、宣揚廉潔理念，如結合數字史館建設，打造網上廉潔文化展館，推動廉潔文化資源數字化等。軍隊文藝工作者應結合時代主題，不斷推出時代氣息濃厚、彰顯新風新貌的精品力作，營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風尚。

　　筑牢制度根基，可以匯聚倡廉抓廉促廉合力。制度本身具有長期性、根本性、穩定性。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作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礎工程，需要長久管用的法規制度作保障。

　　從革命戰爭年代，我黨就非常重視廉潔制度建設。1933年1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以訓令的名義公開發布我黨歷史上的第一個反腐法令——《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不僅明確具體量刑標准，還號召民眾揭發腐敗分子的錯誤，發現一個，嚴懲一個，決不姑息。截至1934年春，中央蘇區共查處200余起貪污腐敗案件，使蘇維埃政府成為“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當時，群眾中流行著一首歌謠，生動反映了反腐情景：“《訓令》如霹靂，震得天地響。蛀虫再狡猾，休想走過場。”

　　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的剛性最終要靠嚴格執行來保証精准落地、發揮效力。1949年福州解放初期，一些接管干部出現紀律鬆懈苗頭，還發生了私拿物資、侵佔家具等數起貪污侵佔案。時任福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的韋國清嚴肅指出：“我們是共產黨的隊伍，黨性底線不容突破。貪污侵佔就是背叛群眾、背叛革命，今天不嚴管，明天就會滋生更大的腐敗，必須嚴肅處理，絕不姑息遷就！”隨后，他逐一公布涉案人員及違規事實，現場展示違規財物清單，強調“誰觸碰貪污侵佔的紅線，誰就會受到黨紀軍法的嚴懲”。之后，他領導制定《接管物資管理辦法》，建立台賬登記、專人審計等監管機制，建立常態化督察制度。僅僅兩個月，福州社會秩序和人民生產生活就穩定下來。

　　“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我們應以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執著，秉持“永遠在路上”的清醒與堅定：既要建好陣地載體，也要抓好內涵滋養﹔既要健全制度機制，也要強化執行落地，切實立起廉潔光榮、廉政有為的鮮明導向，使廉潔文化真正內化於心、外化於行，讓清正之風長久充盈座座軍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