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歲守廉心 立訓立家風

除夕，是個融入血脈中的日子。

這一天，是辭舊迎新、闔家團圓的歡宴，也是感受家風、鑄魂守廉的契機。從東漢楊震的“四知”，到北宋包拯勒碑立訓，從明代海瑞清廉自守，到清代閻敬銘廉約率下、彭玉麟斥子戒奢靡，皆將“清廉”二字化為家族的血脈。他們的身影雖已散在歲月的煙塵，但是，他們的家風故事卻因“廉”字一脈相承，在年復一年的迎新燈火中生生不息。

東漢楊震，在赴任東萊太守途中路經昌邑，昌邑縣令王密為了報答楊震舉“茂才”提拔他的恩情，特備黃金十斤，乘更深夜靜無人之際，將黃金送給楊震。楊震不但不接受，還批評他說：“我和你是故交，關系比較密切，我很了解你的為人，而你卻不了解我的為人，這是為什麼呢？”王密說：“深夜無人知道。”楊震說：“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能說無人知道呢？”王密聽后十分慚愧，隻好作罷。

楊震為官從不謀取私利。親朋好友勸他為子孫后代置辦些產業，楊震堅決不肯，他說：“讓后世人都稱他們為‘清白吏’子孫，這樣的遺產，難道不豐厚嗎！”其家族宗祠以“四知堂”命名，形成“清白傳家”的千年家風。楊氏子孫為官多堅守清廉，其子楊秉、其孫楊賜、其曾孫楊彪，皆官至太尉，卻始終恪守“清白”二字，成為東漢官場上的一道清流。這背后，是“四知”永續傳承的精神基因。楊震言傳身教，為家族樹起守廉的標杆，也為后世官員寫下了“廉以修身”的重要一筆。

北宋包拯勒碑為訓，立於府中。碑文字跡剛勁，句句如鐵：“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包拯任端州知州時，端硯名滿天下，歷任有的知州借進貢之名，趁機搜刮硯台，包拯上任后堅決剎住不正之風，任滿離開時“不持一硯歸”，成為他清廉的寫照。其子包綬終其一生，恪守父訓，歷任通判等職，“清苦守節，廉白是務”。包綬去世時，人們打開他隨身攜帶的箱囊，發現除了誥命、書籍、著述和文具外，再也沒有值錢的東西。包拯的立訓或許少了溫情脈脈的叮囑，更多是刻石為誓的嚴苛，但正是這份嚴苛，讓包氏家風成為千古典范，讓“清廉”二字，在包氏子孫的血脈裡代代相傳。

明代海瑞為官清廉，生活簡朴，《明史·海瑞傳》這樣記載其日常作風：“布袍脫粟，令老仆藝蔬自給”。在任應天巡撫時，明確規定：巡撫出巡各地，府州縣官不得出城迎接、不得設宴﹔工作餐標准為物價高地區紋銀三錢，物價低地區二錢，僅許雞、魚、豬肉各一，嚴禁供應鵝與黃酒，且包含蠟燭、柴火等開支……海瑞一生清苦，去世時“無余財，唯有敝衣數件，俸銀數兩”。百姓聽說他去世的消息，停止市上買賣，前去悼念，沿江百裡，皆為素服。

清代戶部尚書閻敬銘為人朴實敦厚，以清正廉潔為底線，嚴格要求自己。《清史稿·閻敬銘傳》說他：雖身居高位，看上去卻如同一位普通的老書生。每到一處任職，都以清廉儉約為下屬作出表率，“所至廉約率下，尤惡貪吏，雖貴勢不稍貰”，他尤其憎惡貪官污吏，即便是有權有勢的顯貴，仗勢欺人也絕不寬容。閻敬銘衣著簡朴，是為了提醒自己時刻牢記百姓疾苦，他常常指著自己穿的棉袍對下屬說：“此中之絮，內人所手彈也。”由於他的家風清廉淳厚，“家教嚴，門無雜賓，家無余財”，閻氏子孫，皆遵父訓，或仕或農，皆以儉朴立身，無一人貪腐，在清末亂世，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

同樣家教嚴、家風正的還有晚清政治家彭玉麟，他主張持家以“崇儉不貪”為本。有一年，彭玉麟忽接家中書信，得知兒子為修葺破敗老屋，花費兩千串銅錢。閱信之后，彭玉麟勃然大怒，當即回信，嚴詞斥責：“何以浩費若斯，深為駭嘆！起屋買田視作仕宦之惡習，己身誓不為之。”在他看來，仕宦者，當以奉公守節為要，若沉迷於置田建屋，貪圖富貴，必生貪念，終至敗身。彭玉麟以一封言辭苛刻的家書，將“廉以治己，嚴以教子”的理念，刻進了彭氏家族的血脈。

這些廉吏的家規家訓形式或有不同，但“鑄廉魂，傳清風”的初心卻是一致的。他們用一生的堅守，証明了一個朴素的道理：良好的家風不僅影響家庭命運，也關乎社會文明風尚與國家治理效能。唯有守住廉心，方能清白為官﹔唯有家風清正，方能行穩致遠，善始善終。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