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自詡“會干事”卻屢受賄的建筑專家

“早晚會有這一天的，我願意配合組織調查……”2021年8月8日，被宣布採取留置措施的那一刻，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政府原黨組成員、原副市長徐慶滿懷悔恨地對辦案人員說道。此前半個多月，區紀委監委工作人員曾多次找徐慶談話，詢問其身上存在的違紀違法問題。幾度徘徊與猶豫后，逃避和僥幸的心理仍然佔據了上風，他內心的天平向著隱瞞實情的一側不斷傾斜，妄圖蒙混過關。

謊言終有被拆穿的一天。隨著審查調查的深入，徐慶350余次收受賄賂的事實一一浮出水面，任職期間，其累計受賄金額高達1500余萬元。2022年7月30日，因犯受賄罪，徐慶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6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120萬元。

當上“一把手”，定了很多“土政策”“土規矩”

學建筑專業、干建筑設計、管建筑行業，最后卻在自己深耕近30年的領域裡“落馬”……這是銀川當地干部對徐慶的主要印象。

1964年，徐慶出生在銀川市的一個工人家庭。1985年從中專畢業后，學習工業與民用建筑專業的他被分配至銀川市建設委員會總工程師辦公室，成為了一名建筑工程師，技術工作一干就是10年。在打牢工程建設技術基礎后，1994年他被提拔為建工辦副主任，此后歷任市建委建筑業管理科科長、銀川市政府副秘書長兼行政中心建設辦公室主任、永寧縣委副書記，隨后出任銀川市建設局局長、住房保障局局長、規劃局局長，2015年擔任銀川市副市長，主要分管與建筑行業相關的單位。

“作為西北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銀川市固定資產投資和房地產業近20余年處在較為穩定的發展狀態，並且帶動當地建筑業發展迅猛，具有產業總量大、企業眾多、從業人員體量較大等特點。”辦案人員向記者介紹，“從參加工作到被留置，徐慶一直都沒有離開建筑領域，他是城市發展的見証者，更是重要的參與者和管理者。”

在市建委工作期間，徐慶還是肯干活、能吃苦的，而且業務能力出眾，獲得了下屬和同行的認可。一位與他共事多年的下屬回憶稱，在推進某市政工程項目建設時，他經常工作到半夜，還曾因過度勞累暈倒在工地現場。不僅有力推進項目建設，結合工作實際徐慶還思考了不少當時建筑行業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參與起草了《銀川市建筑管理條例》，提高了當地建筑業規范化法治化水平。

工作上的成績既給徐慶帶來了職位的晉升，也使他內心滋生了驕傲自得的情緒。2010年擔任銀川市建設局局長后，他感到自己成了“一把手”，管理事項多又熟悉法規制度，還積累了不少經驗，便以行業權威專家自居，作風日漸霸道，對行業發展指手畫腳。一方面，他緊緊將一些有“油水”項目的招投標和監管環節抓在自己手裡，即使集體開會研究也由他一人拍板﹔另一方面，在一些工程的決策事項中不再嚴格執行文件和規定要求，漸漸形成了一套獨斷專行的“土政策”“土規矩”。

2012年，徐慶到市住房保障局擔任局長后，某保障房小區外牆保溫層脫落，徐慶便找到總承包單位，霸道地提出外牆保溫工程不能隨便拉一家公司來施工，暗示他們交給自己的特定關系人來負責。當時，有不少建筑企業老板逢年過節就給徐慶送錢送禮，徐慶不僅沒有將他們拒之門外，反而定下了一套“分配”工程項目的“規則”——按照關系遠近、送錢多少、水平高低等因素，一一滿足這些老板的請托，“安排”了相應的工程。

黨的十八大后，即使明知黨中央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作為“一把手”的徐慶看到自己暗箱操作的權錢交易無人告發，膽子也越來越大。2015年，某企業董事長找到徐慶，以其公司辦公室不夠用為由，准備在已有四層建筑上加蓋一層，希望市規劃局予以審批。“按照規定，這棟建筑不能再增加層數。”辦案人員說，時任市規劃局局長的徐慶對規定要求心知肚明，但考慮到加蓋一層外人不知道其中貓膩，也不會造成安全隱患，在收受了該企業老板10萬元賄款后，很快通過了加層工程的審批。

20多年來，徐慶憑借著對建筑領域各類工程項目的分析研究，游走於制度漏洞之間，規避監督，幫助60余家民營企業順利承攬房屋建設、道路排水、內飾裝修、土地拍賣、廣告牌設置等38類事項。他甚至揚言稱，沒有他建不起來的項目。留置之后，他一度說道“不管過程如何，我蓋的樓也沒有倒、修的路也沒有陷、架的橋也沒有斷”，將自己無原則、說一不二的所作所為解釋成“能幫助企業解決問題”，仍然沒有意識到領導干部遵規守紀的重要性。

為建關系網好辦事，大行“哥們義氣”

與同事和下屬口中“作風霸道、說一不二”的評價大相徑庭的是，在銀川當地不少建筑行業企業老板眼中，徐慶“沒有架子，能辦事，也願意幫助企業解決問題”。隻不過，這些企業老板大都是與徐慶相識多年的“老朋友”“好哥們”，他們的好評主要從企業或個人利益的角度出發，背后都伴隨著與徐慶的權錢交易。

建筑行業是改革開放后市場化較早、程度較高的行業之一，也是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領域，手中握有審批權、監管權的領導干部往往處在優勢地位，也成了企業老板“圍獵”的重點對象。辦案人員介紹，“該行業遵循著較為傳統的‘師傅帶徒弟’模式，人與人之間特別注重感情，容易形成‘圈子文化’。加之建筑工程項目環節多，完成一項工程常常需要你幫我、我幫你，久而久之，‘江湖義氣’十分盛行。”

在這些因素的長期影響下，從擔任市建委建工辦副主任開始“手中就一直有權”的徐慶，面對源源不斷上門拜訪的企業老板，不僅沒有注意把握“親”“清”的政商關系，反而借此機會廣交朋友。在徐慶看來，“關系就是利益，資源就是資本，必須經營好、利用好”。如果發現結交的新朋友活干得不錯，就“吸收”進來成為自己“圈子”裡的人，借著友情之名，行權錢交易之實，與諸多企業老板形成了一個動態的利益同盟。酒場、歌廳、運動場、旅游景點等都成為他們加深感情、大談“哥們義氣”的場所。除此之外，為了更加便利地給企業老板提供幫助，相關單位的負責人、曾經的老同事、現任重要崗位的干部和下屬也是徐慶籠絡的對象，他精心編織了一張復雜而實用的關系網，將自己的斂財之路越鋪越寬。

做建筑保溫產品的老板李某某就是“老朋友”中的典型。2010年，時任永寧縣委副書記的徐慶在羽毛球場上結識了李某某，兩人很快成了球友。起初，李某某既沒有提及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也沒有向徐慶表露出任何請托之意，共同運動之余，熱心地給徐慶幫幫生活上的小忙。兩人越發熟悉后，李某某經常到徐慶家中拜訪，從購買生活用品到安排旅游、釣魚，李某某對其家人也照顧得無微不至。在徐慶出任市住房保障局局長后，李某某開始向他大力推銷自家企業的保溫材料，徐慶很快心甘情願地“幫助”他得到了多個外牆保溫工程，李某某也先后9次以拜年費、感謝費、好處費的名義送給徐慶150萬元。

一邊是利潤較高的建筑工程項目，一邊是陸續送來的賄款，在“哥們義氣”的遮掩下，徐慶隻顧“友誼”不顧原則，在黨的十八大乃至十九大后絲毫不避諱與各路企業老板密切交往，並不斷從中收受賄賂。就在被留置前的幾個月，已被免除副市長職務的徐慶仍然利用自身影響力，為相識多年的某企業老板向有關部門打招呼，推進其公司所購買土地的招拍挂流程，並收受好處費10萬元。

辦案人員介紹，“圍獵”的各種手段在徐慶身上都能行得通。家人介紹的熟人打“親情牌”，相識多年的同學打“同窗牌”，飯局上的酒友打推杯換盞后的“兄弟牌”，等等。與徐慶認識時間較長的朋友隻要開口講起自己企業經營的困難，自稱“十分重感情”的徐慶，往往抱著“能幫就幫”的想法，對各方面請托從不拒絕。正如他在懺悔錄中所寫的那樣：自己常年迎來送往，辦公室和家都成了工程項目的“批發中心”。

採訪中，徐慶對記者說，他不是不知道這些人找他交朋友的目的，也曾想到他們可能打著自己的旗號做損害國家的事。但大多數時候，當這些朋友恭維他“辦事能力強”時，他內心感到一定要辦成事，才能顯得自己有本事，事成之后他還會生出給朋友幫了大忙的成就感，全然忘了一名黨員領導干部應有的立場和黨紀國法的約束。

錢多不“扎手”，在金錢的泥潭裡越陷越深

翻開徐慶嚴重違紀違法案的卷宗，不難發現，徐慶單筆受賄數額一般不大，但受賄行為持續時間非常之長。從1994年擔任市建委建工辦副主任到2021年被留置，近30年間，基本上沒有停下收禮收錢的手。不少企業老板逢年過節就到辦公室和家中給徐慶送上好處費、感謝費。這樣下來，徐慶累計受賄金額十分巨大，其所作所為也給人留下了“雁過拔毛”的印象。

事實上，徐慶父母均為國有企業退休職工，妻子也有正式工作，家庭經濟條件並不差。當被問及為何一度如此迷戀金錢時，徐慶低下頭，久久沉默無聲。“很長一段時間，都覺得錢自然是多多益善。明知來路不正，一方面覺得企業老板與我是利益共同體，以后還有求於我，不會舉報我，反腐也反不到我頭上﹔另一方面不斷用沒有索賄來自我寬慰，老板的項目賺了那麼多錢，給我送一點也是應該的。”徐慶邊嘆氣邊反思道。

在“能多一點是一點”想法的影響下，徐慶漸漸將受賄所得視為崗位給他帶來的“固定收入”，也越發什麼錢都收，不斷用於家庭財富的積累。他一次次將企業老板送來的現金拿回家，交給妻子或弟弟打理，將這些以權謀私的非法收入用於購置多套房產、進行投資理財或開展酒水經營活動。

一個偶然的契機，徐慶結識了某收藏家。因為擔心手中的現金貶值，他逐漸走上了收藏之路，將自己部分受賄所得用於購買古董、玉器、石頭等收藏品。有些企業老板投其所好，也“及時”送上徐慶感興趣的文玩。收藏的東西越來越多，徐慶不惜花費巨資蓋起了山庄，有幾間房專門用於存放上百件的藏品。“那幾年，我成天琢磨這塊石頭、那塊玉值多少錢，追求家庭財產的保值增值。自己的精神世界越來越物質化，可以說是玩物喪志，滿腦子就剩下了錢。”徐慶悔不當初。

“作為銀川市住建領域的重要領導干部，徐慶什麼錢都收、什麼錢都敢收，不僅助長了行業不良風氣，還加劇了潛規則的盛行。”辦案人員分析道，起初，企業老板用一兩萬元現金投石問路，事成之后再以同樣的形式表達感謝。看到他事前、事后的錢都收，行業內便漸漸出現了徐慶“貪錢、給錢就辦事”的傳言。作為住建系統的“老人”，徐慶十分清楚外界對建筑行業風氣不好的詬病，對於自己的風評也有所耳聞，可長期被金錢包圍，他早已忘記了第一次收錢時的緊張和忐忑，有人沒有“進貢”反而讓他不適應。有的老板提到，有幾次項目做完后，沒有及時給徐慶“包紅包”，在飯局的推杯換盞中感受到了徐慶的暗示。以至於后來再找他推進項目的老板，如果不送點什麼，生怕在項目中遇到阻礙，行賄金額也逐漸提高。

從走進留置室至今，徐慶幾乎每天都活在痛苦和悔恨之中。“對金錢的貪婪隻能產生短暫的心理滿足，事實上，受賄后的大多數時間，我的內心都充滿了恐懼和害怕。這些錢我東藏藏、西藏藏，就如同綁在身上的‘定時炸彈’，讓我提心吊膽。如今事情暴露了，我簡直是親手將自己炸得粉身碎骨。”他說道。

這個曾經在銀川市建筑行業叱咤風雲的專家型官員，本應憑借出色的業務能力在本行業本領域有更加廣闊的作為，卻在一次次受賄中，毀掉了自己早年積累的口碑，臨近退休之時將自己的職業生涯葬送在了鐵窗之后。

【懺悔摘錄】

我的貪腐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當副科長開始一直延續到當副市長，甚至被免職后還在收受財物。當時，市建委管理全銀川市的建筑行業，招投標、資質審查、市場准入、質量安全管理等工作都由建工辦負責，改為建筑業管理科后，我當科長也繼續負責這方面工作，可以說手中權力相當大。

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我身邊逐漸聚集了一些建筑行業的企業老板，整天吃吃喝喝、拉拉扯扯。長期的交往中，自己和企業老板稱兄道弟，來往甚密，思想也漸漸出現滑坡，吃喝玩樂的念頭逐漸佔了上風，收受錢物開始覺得理所當然。在銀川市建設局、住房保障局、規劃局先后任“一把手”時，我更感覺到自己權傾一時，沒有想著如何用手中的權力為百姓謀福祉、為地方經濟謀發展，反而將權力當成自己謀取錢財、為朋友謀取利益的工具。

2015年被提拔為副市長后，我本來應該好好珍惜組織上的信任，為出生地、成長地銀川市作出貢獻，但在權力和金錢的誘惑下，自己卻變本加厲地在貪腐道路上越走越遠。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后，黨中央三令五申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以零容忍的態度反腐懲惡，我不僅常常接受企業老板的宴請、欣然享受著他們安排的旅游，更沒有停下收受賄款的手。

我這些年貪婪成性，利用手中的權力，獲取了大量的財物，現在看來，是給自己增加更多的罪責和刑期，到頭來連自由都失去了。貪欲隻能提供一段時間的心理滿足，剩下的大多數時間反而隻有恐懼和害怕，一旦東窗事發，自己就要受到法律的嚴懲，結果確實落得個身陷囹圄的下場。事實上，一個人每天隻吃三頓飯、穿一身衣、睡一張床，物質生活的追求越簡單越好，我現在才明白這個道理，可惜已經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