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反腐倡廉

從安吉實踐看“信訪超市”——專訪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楊華

2020年04月09日14:05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原標題:從安吉實踐看“信訪超市” ——專訪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楊華

有事您說話,這裡有家“信訪超市”。

3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期間來到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了解群眾矛盾糾紛一站式接收、一攬子調處、全鏈條解決模式運行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把黨員、干部下訪和群眾上訪結合起來,把群眾矛盾糾紛調處化解工作規范起來,讓老百姓遇到問題能有地方“找個說法”,切實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化解在基層。安吉縣的做法值得推廣。

“信訪超市”為何讓群眾省心又省力?它最核心的創新是什麼?圍繞這些話題,我們專訪了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楊華。

“信訪超市”讓群眾隻跑一地,使問題在“超市”內部獲得解決

問:“信訪超市”好在哪兒?最核心的創新是什麼?

楊華:“信訪超市”是一項接地氣的治理機制創新。它起到了整合矛盾糾紛調處力量、資源和平台的作用。有的矛盾糾紛依靠單個部門無法解決,有的責任主體不清晰,“信訪超市”使矛盾糾紛調處有責任單位,形成了合力。它集合紀委監委、信訪、公、檢、法、司等數十家單位,形成了相互補位、相互監督、相互促進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台,提高了調處效率。它實行一站式接收、一攬子調處、全鏈條解決,各部門在聯合接訪、聯合調處、聯合督辦中相互監督,確保了公開透明,提高了矛盾糾紛調處公信力。它採取開門迎客方式,減少群眾跑腿次數,使問題在“超市”內部獲得解決,或在工作人員引導下前往相關部門解決,讓群眾“求告”有門,提升了群眾滿意度

高效便捷、低成本解決問題,是“信訪超市”創新的本質。它借鑒了浙江“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理念,彌合了信訪體制中的部門縫隙,在保持體制不變的情況下實現了治理機制創新,體現了我們的制度優勢。  

“信訪超市”的精髓,就在於對縣一級矛盾糾紛和信訪處理力量、資源、平台的整合

問:支撐“信訪超市”的制度是一個復合體而不是單一體,這套制度的精髓是什麼?

楊華:“信訪超市”的運轉,主要依靠以下制度支撐:制度體系支撐。包括“一窗”式受理群眾訴求、推行信訪代辦(代跑)、“五調聯動”(訴調、警調、檢調、專調、訪調)、線上線下聯動等,推動群眾糾紛化解和信訪“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信息平台支撐。建立了浙江政務網、基層社會治理綜合信息系統、視聯網、公檢法司等部門信息共享共用機制,打造集線上流轉辦事、動態管理、調度指揮、預測預警、精准決策於一體的縣域社會治理“智慧大腦”。監督機制支撐。建立了上下對接的協調辦事機制、陽光透明的公開監督機制,依托信息化手段,推進業務上下協同、數據互通共享,優化可查詢、評價、跟蹤、督查的辦事流程。

“信訪超市”的精髓,不在於具體怎麼做,而在於對縣一級矛盾糾紛和信訪處理力量、資源、平台的整合。這是一種常態化整合,不是運動式整合。運動式整合是通過領導權威整合相關部門資源,集中處理“某一件”事,它是“一事一議式”的。常態化整合是將相關資源制度化整合在一起,用以解決“某一類”事。其前提是,“某一類”事的出現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缺乏規律的,而是成規模、有規律的。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制度建設將資源整合的方式固定下來,可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學習“信訪超市”要因地制宜,要有制度本地化的策略

問:從政策擴散的理論視角來看,其他地方要推廣安吉的做法,需要注意什麼?

楊華:政府間學習是政策擴散的關鍵。基層社會出現的治理問題,在不同地方有個性也有共性。對於共性問題,各地在探索解決之道時,會關注其他地方的成功經驗。

安吉屬於發達地區縣市,工商業發達,流動人口多,勞資糾紛多,許多矛盾常常超出村和社區的范圍。當縣一級矛盾糾紛和信訪問題呈現出規模性、規律性、法律相關性強等特點時,就有必要常規性地、制度化地整合部門資源去解決這些問題。一些東部沿海和隸屬大城市的縣市,矛盾糾紛和信訪問題與安吉情況相似,可以學習其經驗,構建適合自己的“信訪超市”。某些中西部縣市,基層社會矛盾仍然集中在村鎮兩級,縣市層面還處在零星、彌散和沒有規律的狀態。這種情況下可以“一事一議式”的去解決,未必要專門構建“信訪超市”。制度建設也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學習“信訪超市”也要因地制宜,要有制度本地化的策略。  

將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化解在基層,是一種有效、管用、經濟的治理選擇

問: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化解在基層,這一點為什麼重要?

楊華:基層是社會治理的一線,是解決矛盾糾紛的第一道關口,把好這道關口至關重要。基層最了解矛盾糾紛的症結,可以利用最佳時機解決問題。矛盾越上交,越容易錯過最佳時機,產生新矛盾新問題。在基層也方便動員社會力量參與矛盾糾紛解決。浙江諸暨的“楓橋經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動員鄉村各方力量,尤其是民間有威望的人士參與調解工作。如果矛盾上移,社會資源難以介入,矛盾就可能越來越剛性,越來越難以解決。將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化解在基層,也是一種更經濟的治理選擇。矛盾一旦上移,就要通過行政化、正式化的方式去處理,耗費資源多,效果也不一定好。相比之下,基層治理是低成本治理。在一定意義上,村鎮一級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甚至比區縣一級更重要。區縣一級制度設計通常高度行政化,運行成本相對較高。村鎮一級可以相對簡約,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充分調動鄉村社會的力量參與。  

“說事評理議事普法中心”整合了鄉鎮一級的糾紛調解和信訪力量

問:“信訪超市”是區縣一級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你談到鄉鎮一級關口的重要性,在這方面基層有什麼好做法?

楊華:鄉鎮一級做的較好的,是北京市平谷區在各鄉鎮街道創設的“說事評理議事普法中心”。其實質跟“信訪超市”一樣,都是常規性地整合相關單位資源,圍繞相關案件進行集中會診和攻關,增強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同的是,它的整合是在鄉鎮一級。鄉鎮案件相對較少,相關單位不需要派駐日常工作人員,而是採取“中心”值班制,有事再由“中心”調度相關單位和人員。“中心”還會組織干部進村下訪,動員鄉村社會賢達人士參與糾紛調解,這就實現了黨員干部下訪與群眾上訪的結合,群眾“有事能說、有苦能訴、有理能評、有法能講”。  

在群眾中解決群眾的問題,許多問題就可以發現並解決在萌芽狀態  

問:把黨員干部下訪和群眾上訪結合起來,這是中央一直強調的。干部下訪為何重要?在下訪、上訪的結合上,基層有什麼好做法?

楊華:領導干部下訪到基層,與群眾打成一片﹔接待群眾上訪,做好“送上門的群眾工作”,這是走好群眾路線的兩種形式。通過干部下訪,掌握基層社會基礎情況和普遍性問題,可以更好解決群眾上訪反映的問題。通過接待群眾上訪,在個案問題、特殊事件上透視普遍問題,可以有針對性地出台政策一攬子解決問題。

領導干部下訪,還意味著解決問題的力量和資源下沉到基層一線,意味著工作作風的轉變。在群眾中解決群眾的問題,許多問題就可以發現並解決在萌芽狀態,減少群眾上訪。對於群眾來說,干部下訪,拉近了干群關系,群眾反映問題的成本降低,問題解決起來也更容易。駐村、聯村、包村制度就是典型。鄉鎮干部通過這種方式承擔所駐所包村的治理責任,與村裡的干部群眾密切接觸,了解其需求,發現問題第一時間找出解決辦法,這樣就能將體制內的資源供給與群眾的需求偏好結合起來,實現把問題解決在基層一線的目的。

基層社會治理的創新,都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而創造

問:“信訪超市”受到關注,給基層社會治理帶來了什麼啟示?

楊華:治理機制創新必須與治理需求結合起來。機制創新的目的,是通過改革創新使體制內的資源更精准地對接治理需求,解決具體治理問題。近年來浙江、江蘇、北京等地基層治理的一些創新,比如“最多跑一次”“河長制”“權力清單36條”“涉農資金整合”“街鄉吹哨、部門報到”“說事評理議事普法中心”,都是基層干部群眾為解決實際問題而創造出來的有效經驗。除了調動體制內的積極性,基層社會治理還必須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比如在浙江、北京平谷等地,有的農村建立了新鄉賢人才庫,給他們頒發証書,調動其參與調解,群眾工作就好做多了。  

紀檢監察機關以精准有力的監督促進完善發展,推動了基層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  

問:紀檢監察機關在推進基層治理過程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楊華:基層紀檢監察機關以精准有力的監督促進完善發展,推動了基層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比如鄉鎮紀委督促指導農經站推進村社區財務、報賬等制度建設,督促指導鄉鎮招投標經發辦推進招投標相關制度建設。為基層中心工作、重點工作的推進提供紀律保障。比如加強對脫貧摘帽后“不摘責任、不摘政策、不摘幫扶、不摘監管”情況的監督檢查,保障脫貧攻堅決戰決勝。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和作風問題,深挖“保護傘”、嚴查“村霸”,起到了激濁揚清的作用,淨化了基層政治生態。這些對推進基層治理都非常重要。(韓亞棟)

(責編:扶婧穎、李源)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