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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歷史上的反腐故事】

親歷者講述查處王仲案始末

2019年10月08日09:19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

原標題: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

“打開窗戶,新鮮空氣會進來,蒼蠅也會飛進來”。在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下,一些掌握權力的部門和黨員干部禁不住利益誘惑,出現了以權謀私、權力“尋租”等腐敗行為。對此,鄧小平同志指出,“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

親歷者說

王仲案查處始末

講述人:蔣秀生

原中央紀委教育室干部,1984年到1986年參與海豐縣黨性黨風黨紀教育實驗區的組建工作,挂職海豐縣委副書記。先后出任《中國紀檢監察報》副總編輯,中央紀委派駐人民日報社紀檢組正局級紀檢員,人民日報社新聞信息中心主任、《民生周刊》雜志社總編輯等職。

1983年1月17日,一聲槍響,原汕頭地委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兼海豐縣委書記、革委會主任王仲,被執行死刑。

王仲是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因貪污腐敗被判處死刑的縣委書記,王仲案也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反腐第一案”。

由於王仲案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在當時全國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中極具典型性、代表性。因此,中央准備拍攝一部名為“警鐘”的警示教育片。為此,1983年8月,剛剛調到中央紀委教育室不久的我,陪同當時的室主任張黎群同志來到海豐作調研。

海豐的情況令我們感到非常震驚。盡管當時王仲已被處以極刑,但遺留給當地的問題並沒有解決。

海豐縣地處三地交界處,歷來就是個“三不管”的窮地方,用當地人的話說就是個“牛地”。當時,盡管上級部門從汕頭派來了新的縣委領導班子,但是,都不安心工作,“帥不升帳、將不出工”,整個縣委大院根本找不到人。當地走私問題依舊嚴重,“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課”,家家戶戶都在忙著走私,滿街都能見到走私的手表、收錄機等物品。

回到北京后,我們立刻向時任中央紀委副書記李昌作了匯報,並以教育室的名義向中央寫了報告。我記得報告開頭第一句話就是:“海豐問題非常嚴重!”

王仲這個案子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也許很陌生了,但在當時卻是引起全國轟動的大案。

王仲1949年參軍,同年入黨,1976年2月起先后任海豐縣委副書記、書記、縣革委會主任,同時兼任打擊走私指揮部總指揮。王仲的腐敗緣於一台電視機。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港澳謀生的海豐縣人多達30萬。改革開放以后,從港澳回來探親的和申請去港澳的人日益增多。為了能夠早日去香港探親,1979年秋,當地一名廣播員給王仲家送了一台17英寸黑白電視機,很快就如願以償,這也是王仲的“第一次”。

嘗到甜頭的王仲,膽子越來越大,開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電視機、收錄機、電冰箱等物品,甚至將緝私的物資運回自己家中,然后再轉手倒賣。1979年下半年至1981年8月,王仲侵吞緝私物資、受賄索賄的總金額達6.9萬余元,這個數字在當時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相當於一個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資收入。

王仲帶頭侵吞緝私物資,在海豐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猖獗一時的走私活動得不到有效制止,干部受腐蝕,一些緝私人員甚至執法犯法。海豐縣一時成為遠近聞名的走私貨物交易市場,被稱為“遠東國際市場”。

對於王仲和海豐縣的情況,許多群眾寫信檢舉揭發,引起中央重視。時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陳雲多次聽取案情匯報,先后派出100多人次的工作組調查此案。1983年1月17日,汕頭舉行1.7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后,王仲因貪污罪和受賄罪被執行槍決。

王仲及相關涉案人員得到了嚴懲,但能不能幫助海豐盡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考驗我們黨的執政能力。我們的報告引起了中央紀委領導的高度重視,決定將海豐作為黨性黨風黨紀教育實驗區之一,派出聯合工作組進行整改。

黨性黨風黨紀實驗區是中央紀委從1983年5月開始建立的。實驗區的做法是,由中央紀委和各實驗區干部組成工作組,深入基層,調查黨的組織狀況、黨風狀況、黨員狀況和社會狀況,然后進行綜合分析,提出實現黨風、社會風氣根本好轉的措施,為怎樣抓好黨風探索有效途徑和方法。

當時,全國有河北、廣東、黑龍江、寧夏、北京五個省區市建立了實驗區。根據我們匯報的情況,中央紀委決定將海豐作為廣東省的實驗地。中央紀委派我任實驗區工作組副組長,廣東省紀委派出了研究室主任何水雲和另外一名同志,分別任縣委書記和工作組組長,又挑選了一些優秀的同志,組成了新的縣委班子,從政治上、組織上、作風上為海豐“撥亂反正”,研究、探索沿海開放地區黨的建設工作。

但是,真正來到海豐后才發現,實際情況比我們想象的更嚴重。當年的海豐,許多鄉鎮的黨組織成為走私犯的指揮部,與王仲案一起立案審查的159起案件中,涉及316人,黨員竟佔60%以上。

從哪裡改起?為了找到症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我們跑遍了海豐的所有鄉鎮,包括沿海邊窮地區,最終梳理出困擾海豐多年的幾大難題,如“台上”干部與“台下”干部的矛盾,“保彭派”與“反彭派”的矛盾(彭指的是彭湃),本地干部與外地干部之間的矛盾,還有當地幾個家族之間存在歷史遺留下來的矛盾等。這些難題歸結到一個問題上,其實就是干部問題。篩選、任用一批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是我們破解難題的關鍵一招。

海豐縣教育局一直是個讓各級領導頭疼的“燙手山芋”。當時的教育局長是個知識分子,很有文化,但工作魄力不夠,整個教育系統派系斗爭嚴重,天天有人到縣委告狀,不但干擾了社會正常秩序,更嚴重影響了正常教學工作。

經過研究,縣委認為加強教育局的管理,必須重新選任一個強有力的教育局長。就在這個時候,在調研中偶然碰到的田墘鎮黨委書記吳華南,進入了我們的視線。這個人,文化水平雖然不高,但是政治素質過硬,工作能力突出,有魄力、有見識。在我的提議下,縣委大膽起用了他。

上任於危難之中的吳華南,果然不負眾望,半年后,教育局風平浪靜,不但沒人告狀了,而且干部隊伍工作熱情高漲、積極向上,海豐縣的教育工作也由此走上了正軌。后來,吳華南還先后擔任了海豐縣副縣長、縣委副書記、縣委書記,最后成長為汕尾市委書記。這也從一個側面証明,我們當年的選擇是正確的。

把政治標准放在第一位,把仍然堅持反彭的人排除在外,體現共產黨干部的鮮明立場﹔不論資排輩,大膽起用有能力、敢擔當的年輕干部……就這樣,我們逐步將一批政治立場堅定、年輕有為的同志,放在了重要的領導崗位上,打開了解決幾大難題的突破口,穩定了當地政治局勢。

良好的工作作風,是干好各項工作的重要保証。推動當地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步入正軌,就必須一手抓作風建設、一手抓經濟建設,以優良的黨風政風引導社會風氣,促進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這也是黨性黨風黨紀實驗區的一項重要工作任務。

抓作風,不能隻靠說教,關鍵是要以身作則,以上率下。我們整個縣委班子,堅持從自己做起,嚴格要求自己。海豐縣窮,我們就更不能貪圖享受。那時候,辦公室就是工作組同志的臥室,一張桌子,一張硬板床,就是我們的全部家當。

在生活上,我們不能擺出領導干部的架子,但在工作上,我們必須體現出領導干部的樣子。

在海豐工作期間,我們遇到過一次嚴重的山火。當時正值半夜,聽到消息后,我扯了一件衣服就往外沖。這時,有同志攔住我說,你是縣委領導,在家裡指揮就行,不用上山,太危險。我一聽就急了,一把推開了他,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我們不上,誰還會上!

那次,在我們縣委班子的帶領下,各委辦局的領導同志都沖在了救火的第一線,看到我們往山上沖,許多干部和群眾也都自發地加入,最后一起努力扑滅了山火。

也許是我們這種身先士卒的態度,打動了當地的黨員干部,打那次開始,我們都感覺到,他們對我們的疏遠感明顯淡化了,主動找我們聊天,匯報思想的逐漸增多。庸懶無為作風也隨之開始轉變,為當地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當時海豐一個80多萬人的大縣,財政收入隻有2000多萬,在當地幾個縣中處於最末流。全縣除了汽修廠和糖廠兩個企業外,其他基本都“死火”(倒閉)了,沒有生活來源的老百姓,隻能鋌而走險去走私。而走私不但影響國家稅收,更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對於當地經濟發展來說,無異於飲鴆止渴。

發展經濟,必須從嚴厲打擊走私活動開始!我們把抓走私上升到事關黨和政府形象的政治高度來看待,要求各部門各負其責、嚴厲打擊。與此同時,為幫助當地企業尋找恢復生產的發展方向,我們在全縣各委辦局召開了30多個現場工作會,聽取各方意見建議,群策群力。縣委、縣政府領導每人還負責對口聯系幾家企業,跟企業負責人一起制定生產計劃,幫助他們引技術、找銷路。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到1986年底我挂職結束離開時,已有十幾家企業恢復了生產,縣財政收入達到了6000多萬元。之后幾年,海豐縣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發展特色的產業布局,再后來,當地區劃調整,單獨設立了汕尾市,下轄4個縣市區,海豐縣在其中財政收入排行第一,從墊底的“末流縣”一躍成為“領頭羊”。

海豐的實踐深刻說明,一個地方的風氣怎麼樣,關鍵在干部、在領導,在那裡的黨風。黨風正、民風正、人心齊,經濟建設的發展才有保証和依靠。(記者石艷紅、侯逸寧採訪整理)

(責編:扶婧穎、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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