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8月09日09:32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編者按：近日，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連載了由中國方正出版社會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離退休干部局組織編寫的《傳承——我親歷的中央紀委故事》一書。本書以口述實錄方式記錄中央紀委恢復重建以來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節點、重要工作及其背后的故事，追憶陳雲、鄧穎超、黃克誠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紀檢人的崇高風范，回顧重要黨內法規出台經歷，講述端正黨風、查處大要案、受理信訪舉報等工作中的故事。為全黨全社會了解反腐敗歷程和紀檢監察工作提供了全新視角和豐富資料，也為紀檢監察系統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提供了學習參考。>>>詳細
邢天榮：走時棉衣，回時單衣
邢天榮（中央紀委原二室副局員），男，漢族，1948年3月生，山西人，1969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91年8月進入中央紀委工作，先后在五室、八室、二室工作，2008年4月退休。
我是1991年夏天從部隊轉業到中央紀委工作的。一開始是在老五室（后來改成八室）工作，2005年輪崗到二室，一直工作到退休。我至今已有將近50年黨齡了，應該說我這一生基本全獻給了國防建設和黨的紀檢監察事業了。
走時棉，回時單
我在八室當了10年處長。開始階段，八室就兩個案件檢查處，我在一處，當時全國5個經濟特區，一處就聯系4個（廣東3個，海南1個），工作任務非常重。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逐步推進，窗戶打開了，蚊子蒼蠅也飛進來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面臨著新的嚴峻形勢。一些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在觀念上發生了一些偏差，認為一切都可以放開了，可以自由了，很多腐敗問題也隨之出現。一處聯系的幾個地區都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所以任務異常繁重。
我們那時候出差比較頻繁，我曾粗略統計過，從1991年到五室再到2005年輪崗到二室15年間，我平均每年出差280天以上，包括調查、調研等，最長的時候三四個月回不來一次。我記得有一次去廣東出差，走的時候是2月份穿棉衣，到6月份穿著單衣回來的。對家裡的事基本上是大撒手，無暇顧及。2005年到了二室以后情況稍微好了一點，對口聯系的30多家單位總部基本都在北京，但是還是回不了家，不過去外地出差的時間周期短了，還是方便了很多。
法庭上，戚火貴懇求“罰他回家當農民”
當時我們處負責聯系的地方中，查辦的影響比較大的案件要數戚火貴案。戚火貴是當時海南建省以來判處死刑的受賄數額最大、級別最高的經濟罪犯。
戚火貴的案發應該說有偶然性，但也是必然結果。從1994年起，就陸續有群眾向海南省有關部門舉報戚火貴，但這些舉報信大多“線索不清”。最終一個給戚火貴行賄卻沒有辦成事的人的舉報，引起了我們的關注。海南省紀委接到舉報后報到了中央紀委，委領導批示讓海南省紀委先作初步了解，經了解情況屬實。之后我們開始介入調查，結果越查問題越多。
戚火貴原本是個工作能力比較強，成績比較突出的干部，37歲就被提拔到樂東縣當縣委書記，是當時海南省最年輕的縣級主要領導之一。1993年，又被調到東方市任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無論任縣委書記還是市委書記期間，他都為老百姓辦過不少好事，深受群眾贊揚。在樂東縣縣委書記任上，一年365天他幾乎有一半時間和農民在田間地頭度過，被群眾稱為“田頭書記”﹔在東方市任職期間，他狠抓社會治安，解決了東方市多年來最頭疼的問題，成了當地名噪一時的“明星書記”。
但是隨著官越做越大，戚火貴的人生觀、價值觀開始發生偏差，漸漸蛻變成一個貪官。一開始過年收一兩萬元的紅包，還忐忑不安，慢慢地送錢的人多了，他也就習以為常了。東方市雖是一個窮市，但盛產黃金，有錢的商人也不少。他和很多商人建立了“友誼”，你送錢給我，我批項目給你。
戚火貴的老婆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貪內助”角色。過年過節，別人到戚火貴家拜年，紅包都由她一人包收。戚火貴父親去世，當時東方市去了不少人。他們把“紅包”送給戚火貴的母親，他妻子見了很不高興，竟當場鬧了起來。戚火貴隻得叫母親把收到的錢給了她，免得她繼續鬧，后來的紅包也全讓她收。戚火貴那些年非法斂來的巨額財物幾乎全部交由她保管，有時別人送來的錢物，她連看都不讓他看，就鎖進了保險櫃。
當法官宣判死刑時，戚火貴崩潰了。他沒想到會判死刑。他在法庭上不斷向法官求饒，說願意交出一切非法所得，辭去官職，讓法官放他回鄉下當農民。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世上沒有后悔藥。戚火貴后來又上訴，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駁回戚火貴上訴，維持原判，依法呈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執行死刑。
跑到天涯海角也難逃法網
到二室之后，我們協調查辦的案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國銀行開平支行窩案。開平是廣東省江門市管轄的一個縣，不是一個很大的地方，可就這麼一個支行，前后三任行長連續作案貪污、挪用盜竊銀行巨資，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銀行資金貪污盜竊案。
2001年10月初，中國銀行在歸總全行電腦中心的財務數據時，發現賬目上出現巨額虧空，事發地點很快就鎖定在廣東開平。12日，中國銀行方面發現廣東開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長許超凡、余振東、許國俊下落不明，隨即向有關部門報案。經公安機關緊急偵查，發現涉嫌盜竊挪用巨資的這三任行長已經潛逃。
后來，由中央紀委統一協調，最高法、最高檢、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和廣東省有關部門成立了專案組，協調美方開展聯合調查。
2001年11月，公安部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2002年12月，美國對三人實施逮捕。余振東在逮捕令簽發兩天后就在洛杉磯被拘押，2004年2月，因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錢三項罪名被美國判處144個月監禁。4月，美方將余振東驅逐出境並押送至中國。這是第一個由美方正式押送移交中方的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后來江門中院公開審判，對余振東處以12年有期徒刑。
許國俊、許超凡也於2004年9月、10月相繼在美國被捕。但是“二許”和余振東不一樣，他們選擇負隅頑抗，妄圖利用美國法律漏洞逃避懲罰。我是2007年參與專案組的。當時是在中央反腐敗領導小組境外緝捕聯絡辦下面的后續工作協調小組，主要是和美方打交道，利用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制定的規則開展工作，主要是配合美國檢方調查取証。小組成員主要有公安部、最高檢、外交部、司法部、中國銀行總行等單位的人員。
2007年上半年，我們與美檢控方進行多次談判和溝通。當時和美方協調的時候，我們提出非污點証人可以去美國做証，但是污點証人不能出國，因為污點証人是戴罪服刑，我們國家法律不允許出去。經過反復協調，最后達成一致，由污點証人視頻做証，非污點証人按照名單去美國做証。這裡面涉及方方面面的協調，工作量非常大。
2009年，美國對許國俊判處有期徒刑22年，對許超凡判處有期徒刑25年。2018年7月，許超凡被強制遣返回國，此時距離他外逃已經過去17年了。
委領導親自給我打電話
中央紀委領導對機關干部的要求非常嚴，同時對同志們非常關心，尤其是比較能夠聽基層的意見。
我剛到委機關不久，有一次，機關組織召開座談會征求意見。我當時剛從部隊轉業，屬於紀檢監察戰線的新兵，提意見比較直率。第一個我提到保密問題，我說我在軍隊工作了20多年，深知保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我們中央紀委機關更應注意這個問題。可是我發現每次歸完檔案以后，剩下的草稿、手稿，就那麼裝到麻袋扔到小庫房，然后讓造紙廠拉走，在這些環節中一有疏忽就會出問題，甚至出大問題。我提出最好每個處至少每個室都配置碎紙機，剩下的文件材料都應該按照規定粉碎。
第二個我就提了機關工作效率問題。我說機關的檢查室和信訪室等業務室，每個室每天都要發十幾封甚至幾十封信函。全委機關那麼多室，隻有五樓能打印信函，每天大家都拿著U盤排隊。我說這樣工作效率太低了，建議購置一部分電腦，最起碼每個室綜合處應配備一台打印機。
第三條意見我是針對車隊提的。那時候還沒有公車改革，我發現機關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處級以下的同志出差辦事包括接送站，不保証車輛。我就說派公車不是機關干部的待遇問題，而是關乎機要文件的地位和待遇。送文件的、辦具體事的往往都是科級干部，如果因為沒有公車，機密文件在擠地鐵、坐公交車時丟了，出了問題怎麼辦。
我提的這三條意見都很尖銳，可當時主持會議的領導聽后說提得非常好，會后一定向常委會反映。后來還有委領導親自打電話給我，對我說你提得非常好，這三條意見全部採納。級別這麼高的領導，能夠耐心地聽取、採納一個新轉業至機關工作人員的意見，使我非常感動。
（摘自《傳承——我親歷的中央紀委故事》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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