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乃昌： 修煉防腐寸心紅

“伯父是個身無余資、家無房產、膝無子女的‘三無’革命干部。”近日，記者來到福建省安溪縣龍涓鄉新民村，提起陳乃昌的事跡，其67歲的二侄兒陳榮吾告訴記者，“伯父自參加革命起，始終不忘初心、高風亮節，對黨和人民忠心耿耿。”

陳乃昌，福建省安溪縣龍涓鄉人，1910年11月出生於印度尼西亞，1927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2004年5月在北京病逝。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研究室主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國際商會顧問等職，曾參加發起組織中國民主建國會和九三學社工作。

在陳乃昌故居的閣樓裡，陳榮吾向記者展示了陳乃昌多年來寄回家鄉的書信。家書有百封之多，泛黃的書信，遒勁的字體，字裡行間透露著老人對子侄們廉潔務實、愛國愛鄉的諄諄教誨。

“跟伯父的往來，大多數是通過書信方式。每次來信，伯父必提清廉二字。”陳榮吾介紹說，他從不用手中的權力為家人謀私利，也不允許利用他的名義搞小動作。大概在1996年的時候，大哥陳榮樹的女兒和陳乃昌的外甥想到北京發展，求伯父幫忙，都被拒之門外。

陳榮吾還記得1998年時，他因當村支書太清苦，寫信給伯父，想讓伯父向家鄉的官員打聲招呼，安排他到企業工作。陳乃昌回信嚴厲批評了他：“農村基層工作是辛苦，卻又重要又有意義。你可減少耕田，夠食即可。騰出時間為村裡辦點實事，在基層最需實干，說空話是不行的，尤須注意清廉鄉譽……”

說到此，陳榮吾向記者讀起了一封特別家書。信中寫道，“我身無余資、余產，誰都不要來京奔喪。此為學習周總理臨終婉拒侄孫輩來京所謂奔喪之義……”念至此，陳榮吾泣不成聲，他告訴記者，這是伯父2003年病重時寫給侄子們的最后一封信。

陳乃昌在世時，陳榮吾曾數次到北京伯父家，親眼目睹伯父“公私分明、夠食即可”的清廉勤儉作風。

家鄉的領導、鄉親到北京找他，人少時他親自下廚，人多時他自掏腰包，到小餐館簡單招待一下﹔上餐吃不完的飯菜舍不得倒掉，熱一熱下頓吃﹔寫信用的便箋到樓下的小賣部自己購買……

而曾經最讓陳榮吾不解的，是1984年福建省委的一次來電。“那次我剛好到北京探望伯父。”陳榮吾說，時任福建省委書記項南要在香港搞一次經貿活動，邀請陳乃昌參加。省委秘書處的一名工作人員打來電話詢問伯父衣服尺寸，要給伯父置辦一套禮服，被他一口回絕。后來，在香港期間，陳乃昌也沒有住在組織上安排的酒店，而是住在他集美大學的香港校友家裡。

“陳乃昌的本色是從革命戰爭年代錘煉出來的。”陳乃昌的同學、現集美校友總會理事長任鏡波介紹說，陳乃昌參加革命后，長期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后，陳乃昌一直在上層社會和國民黨上層人物中開展統戰工作。身處上層社會，陳乃昌一直對黨忠貞不渝，拒腐防變。上海解放前夕，他負責對敵偽漢奸珠寶及有價証券的清理工作，阻止國民黨把這些財產運往台灣。面對金銀珠寶，陳乃昌不為所動，出色完成清理工作，為黨和國家保住財產。

任鏡波說，陳乃昌曾有一篇紀念妻子蔡靜淵的文章，名為《水賦》。文中寫道：“生生死死七三載，修煉防腐寸心紅。”任鏡波動情地說，“修煉防腐寸心紅”正是陳乃昌在長期革命生涯中拒腐防變的錚錚感言。

陳乃昌對自己和家人嚴格要求，把錢、物看得很淡，但對災區群眾、家鄉事業卻特別慷慨。報紙、電視上一看到災情報道，就第一時間拿出微薄工資，親自赴郵局匯款。一了解到家鄉事業發展和民生問題，就寄物寄錢，四處奔走。

在龍涓鄉新民小學，仍保存著上世紀80年代建校捐款芳名錄，上面清楚地記載著陳乃昌數次寄回錢物的事跡。在家書中，陳乃昌也傾注了對家鄉的關注。他常發動愛心人士、華僑為家鄉教育事業助力。在2001年4月18日的一封信中，他交代侄子前往廈門，領取由愛國僑領李尚大捐贈的2萬元，作為新民小學和村文娛活動經費，並在信中要求，“應節儉，細水長流。捐款來之不易，費用要公開，訂立存取款項制度。”字字珠璣，廉潔為民之心寓於其中。

“繼承伯父唯一的‘家產’就是這百封家書，這是留給我們后人最寶貴的‘遺產’。”陳榮吾說，家族100多人中沒有一人在政府機關任職，雖然是在社會上打拼，但都謹記伯父的諄諄教誨，安分守法，艱苦創業，勤儉持家。更加可喜的是，陳乃昌愛國愛鄉、清廉務實的作風還在閩南一帶和海外華僑華人中廣為傳播。(記者 陳金來 通訊員 陳寶福 林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