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錦尉：筑牢“堤壩” 遠離權力任性和懈怠

■相較於革命時期，共產黨人經歷槍林彈雨、監獄酷刑，建設時期的考驗總體“過程舒服”“個人神氣”，但在“甜蜜”中掉落懸崖的危險依然存在。如何避免掉下懸崖？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形成有權必有責、用權必擔責、濫權必追責的制度安排，是一個日益緊迫的現實需求

■八項規定實施以來，對公務人員的監督和規定，比過去更嚴格了。行政審批權的減少，使得原來有權的處長、科長，權力減少了。有些人感到“油水少了”，就出現了不主動為政的情緒，甚至以“按程序辦”的借口，在辦事中消極懈怠、設置障礙。這種“怠政”情緒和行為，對改革和發展是不利的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在“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一節中指出：“監督是權力正確運行的根本保証，是加強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舉措。”這一判斷，清晰表達了監督與權力的關系，值得我們認真學習領會。

孟德斯鳩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這個界限就是筑牢監督的“堤壩”。新形勢下，筑牢這個“堤壩”面臨以下幾個考驗：

首先，經得起“權力誘惑”，避免陷入貪腐陷阱。

握有權力，倘若堂堂正正，就能為人民辦事、謀利益，這是正道。但現實中，常會有人向實權人物進行各種“公關”，試圖取得“程序、規則規矩以外”的項目，實行權錢交易。

這樣的交易還有很多花樣，如有的是尋找握有實權者愛好，以昂貴的玉器、古董、字畫、房屋乃至美女來“公關”﹔有的讓家屬“借資金”來辦公司，或者更為隱蔽地採取“獲取期權”“待退休或調離崗位后兌現”等方式進行交易。這裡的以權謀私已有潛規則，即“辦了事，總有回報”，抑或“有來有往，來而不往非禮也”。久而久之，握有實權者心理上“不伸手，伸手就會被捉”的防線就很容易垮掉了。

這是經濟領域中發生的事，而金錢的誘惑還不時外溢到政治、道德領域。比如組織人事領域，關系干部的任命、安排，本屬於組織行為，而絕不該涉及金錢、“取好處”等問題。然而，一個干部任職，很可能意味著握有實權，可以在所管的范圍配置人財物了，取利的可能是明顯的。於是，在這個領域，跑官要官、買官賣官、賣官鬻爵都出現了。為了討好乃至搞定有提名權的上級領導，經濟領域權錢交易的一套都搬來了，送節禮的有，領導病了借機送“病禮”的有。而且，暗中還有行情，如設定了提拔哪一級官位的“價格”。更離奇的是，在人大代表選舉過程中，也有拉票賄選，舉國震動。

所謂市場經濟的原則，“利益最大化”“等價交換”等進入組織人事領域，既褻瀆黨性、扭曲人性，更敗壞了政治生態。為此，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對這些問題作出了嚴格、細致的規定。例如，准則中專門有一節強調“堅持正確選人用人導向”，提出堅決禁止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等行為，“不准任人唯親、搞親親疏疏，不准封官許願、跑風漏氣、收買人心，不准個人為干部提拔任用打招呼、遞條子”。

相較於革命時期，共產黨人經歷槍林彈雨、監獄酷刑甚至流血犧牲，建設時期的考驗則總體“過程舒服”“個人神氣”，但在“甜蜜”中掉落懸崖的危險依然存在。如何避免掉下懸崖？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形成有權必有責、用權必擔責、濫權必追責的制度安排，是一個日益緊迫的現實需求。要實行權力清單制度，公開權力運行過程和結果，健全不當用權問責機制，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其次，拒絕“權力任性”，正確行使權力。

“任性”一詞的流行聽說主要歸因於網絡，其本初意思是明白的，即目中無人、任意所為、為所欲為。有人說，現在有兩個“任性”，一個是“有錢就任性”，一個是“有權就任性”。“有錢任性”暫且不論，“有權就任性”需解析一下。

我國處於快速發展階段，發展的方面多、空間大、資金量也不小。主持一地一單位的領導，執掌人財物的權力是不小的。搞項目、搞開發區，常常可以在“白紙上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所以，追求“一流”，搞“高大上”的東西，難免成為一個運作目標。在這一過程中，各地各單位相互攀比，追求的東西越來越先進、越來越超前。一些地方的政府大樓氣派越來越大，設施越來越先進，三公經費隨之上漲，以致出現了一股奢靡之風。

黨的十八大以來，八項規定的貫徹實施，遏制了這種“有權就任性”的勢頭，風氣整體上有所扭轉。對此，百姓是拍手稱快的。但是，搞項目、搞建設中的“有權任性”毛病還不時會出現，不值得我們一些同志有更為清醒的認識嗎？此次六中全會通過的准則對“作風霸道、迷戀特權”“講究排場”“鋪張浪費、揮霍無度、驕侈淫逸、腐化墮落”等現象提出了批評，並強調“堅持抓常、抓細、抓長，特別要防范各種隱性、變異的‘四風’問題，把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常態化、長效化”，是很有針對性的警世之言。

“有權任性”的毛病，還會在新領域中出現。比如，社會領域的建設項目怎麼搞？社會領域講究“基層自治”，發展的資金主要是自籌的，項目基本是自建的，政府方面也有一定的資金投入，那麼這些項目是少數行政領導“說了算”，還是要設定“游戲規則”，通過嚴格的程序來做決策呢？

日前，我參加了一個社區建設研討會，一些街道介紹的做法和經驗令人頗受啟發。例如，項目必須經過一個民主協調的平台，借鑒運用“羅伯特規則”（遵循機會均等、充分辯論、多數決定等原則）的方式細致討論，進而形成決策。它的核心精神，其實就是“權力正確運行”在社會領域也需形成共識。

事實上，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是前無古人的，如何正確用權，某種程度上需要“摸著石子過河”。其中，重要的是加強黨的領導，同時尊重社會各個主體的意願和正當訴求，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而不能依仗手中實權任意指揮基層活動的方方面面，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增強法治意識、弘揚法治精神，自覺按法定權限、規則、程序辦事”，公正用權、依法用權、為民用權、廉潔用權。

最后，要克服“權力懈怠”，激發干事業的銳氣、勇氣、朝氣。

長期執政后，難免滋生“精神懈怠”問題。這方面，毛澤東同志與黃炎培在延安窯洞中，就有過對談。在一些人看來，每一年年初規劃、啟動，年中加力，年終總結，是搞“老一套”。時間久了，就會乏味，就會缺乏興奮點和再上台階的動力。這是一個常規性的考驗。

從目前情況來看，“怠政”情緒滋生，有一些新的特點。八項規定實施以來，對公務人員的監督和規定，比過去更嚴格了。行政審批權的減少，使得原來有權的處長、科長，權力減少了。有些人感到“油水少了”，就出現了不主動為政的情緒，甚至以“按程序辦”的借口，在辦事中消極懈怠、設置障礙。這種“怠政”情緒和行為，對改革和發展是不利的。為此，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對不擔當、不作為、敷衍塞責的干部要嚴肅批評，必要時給予組織處理或黨紀處分﹔造成嚴重后果的要嚴肅追責，依紀依法處理。

總之，我們必須以制度建設為著力點，加大對權力制約和監督的力度，構建“權力對權力約束”的規范和體系。這包括，實行權力清單制度﹔ 權力集中的部門和崗位實行“三分制度”，即分事行權、分崗設權、分級授權，等等。就監督來說，黨內監督是第一位的，同時還有黨外監督網絡，包括人大、政協、政府、群眾、輿論、網絡監督等。黨內黨外互動配合，制約和監督到位，就能形成正確的權力觀，就能真正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態。

（作者為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