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古往今來，許多有作為的官都視關心百姓疾苦為己任。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到鄭板橋的“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從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到於謙的“但願蒼生俱溫飽，不辭辛苦出深林”，都充分說明心無百姓莫為官。——習近平總書記《之江新語·心無百姓莫為“官”》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是詩聖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名句。這句詩把詩人心憂蒼生的博大胸襟表現得淋漓盡致，為后人所廣為傳誦。習近平總書記也很喜歡這句詩，在《干在實處，走在前列》《之江新語》等著作中都曾引用，以告誡領導干部要心系群眾、情牽群眾，時刻把群眾冷暖挂在心上。

　　住宅既是人們的生活所需，也折射出不同的生活情態和精神境界。孔子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如果一個人留戀美宅和安逸的生活，那麼就不配稱為士。孟子則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他向往和追求天下最寬敞的房子，並不是瓊樓玉閣，而是存在於胸中的“仁義之德”。唐代詩人劉禹錫，更是以一篇區區八十一字的《陋室銘》，表達了自己的“宅第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帘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孔子雲：‘何陋之有？’”陋室不陋，惟吾德馨，揭示了物質享受與精神追求的辯証關系，表達了作者安貧樂道的生活態度和清靜高雅的精神追求。

　　古人談住宅其實也是談人生、談志趣，對待住宅的態度，體現的恰是追求和境界。王安石出任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靠俸祿在京城購置幾套房產，應該不是問題。然而，王安石在任上卻未置私產。直到罷相之后，才在金陵郊外建了個“半山園”。據《續建康志》載：半山園“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避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就連這一處房產，王安石在66歲身患重病之時，竟也上書捐贈為寺，並請宋神宗賜寫寺名“報寧禪寺”。此后，賃屋而居，直到逝世。

　　宋朝另一位名相李沆，一生奉行“兩不原則”，即不告密，不置宅第。李沆的相府擠在一個胡同裡，宅院狹小，陰暗潮濕，為相后從未加以修繕，椽木已經腐朽，牆體盡是裂縫，其大門前更是逼窄，僅夠一輛馬車掉頭。李沆胞弟勸他好好營造相府，他回答說：“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偌大的森林，鳥兒用簡單的樹枝壘個窩就夠了，我已有住房，非要建個豪宅做什麼呢？一位1000年前高官，能有如此精辟的人生感悟和至高境界，著實令人刮目相看。

　　最近閱讀黨史，發現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住宅問題上有著比古代官吏更高的境界、更嚴的自律。新中國成立之初，劉少奇同志被安排住在中南海的一套舊房子裡，面積僅有三間，地面潮濕路滑，屋裡還常有老鼠出沒。為此身邊工作人員勸他換套房子，他說，現在老百姓吃飯都困難，你搞那麼高級的房子，和老百姓懸殊那麼大，要脫離群眾的啊！新中國成立之初，陳賡大將領銜創辦軍事工程學院。當時，學院住房十分緊張。陳賡從自己做起，帶頭把好房子讓給專家教授，自己則住小平房，僅三間小屋，每間8平方米。1953年8月上旬，彭德懷參加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儀式回國后，專程到哈爾濱看望陳賡。彭總在陳賡住的小平房前仔細端詳，連連稱贊說：“你還是老作風。”

　　從古代名相到當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面對住房問題，其所言所行都足以為我們的表率。吟誦杜甫的詩句，緬想從古至今那些具有崇高品質和道德情懷的人，會給我們許多寶貴的啟示。

　　人生最大的哲學問題就是如何處理物質與精神的關系。物質與精神，既是一對哲學范疇，又是一對倫理范疇。從哲學上說，物質更具決定性。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但從倫理角度分析，精神更具有積極意義。因為人生的物質享受是有限的，而人的精神追求卻是無限的，正所謂“有精神曰富，有廉恥曰貴。”人處世，要輕物，生命以外的所有東西都是物。君子可以支配外物，而不應該被外物所支配。有德者居陋室，雖陋無妨，德行能傳播芳香，陋室能孕育精神，因而受到人們的尊敬和尊重﹔德不馨者居華室，不僅無高貴可言，而且還會被人鄙視和譴責。俗話說得好，良田千頃，日食不過一斛﹔華屋萬間，夜寐不過五尺。可嘆的是，有的人總弄不明白這個道理。如時下一些被查處的領導干部，出事前不僅大把撈取錢財，還要四處置房，甚至大興土木蓋豪宅，高牆深院，極富奢華，影響很壞。乍看起來，這些人很富、很派、很奢，實則窮得隻剩下“錢”和“房”了。一旦東窗事發，把一切都賠光不算，還把自己送進了狹窄的牢房裡。

　　“萬錢終有命，遺汝不如廉”，“莫與他人爭富貴，從來儉素足輝光”，“吾家道學天生種，端有斯文示子孫”，這些都是古代聖賢家訓中的閃光的智慧，說的都是為子孫留什麼的問題。古往今來，很多人置田畝、房產，也許並不只是圖自己享受，而是想留給子孫后代，讓他們衣食無憂，永享榮華富貴。俗話說得好，窮不過三代，富不過三代。世上沒有人能夠給子孫遺留錢財而使其享用無窮的。留錢的，錢會飛﹔留屋的，屋會倒﹔留地的，地會荒﹔留位的，位會變。又豈止會飛、會倒、會荒、會變？這些祖先留下的財富，有的恰成為子孫后代奢靡怠惰、不思進取的“媒蘖”，為他們從富貴顯赫走向窮困潦倒提供了條件。清代八旗子弟的結局就是有力的例証。因之，古人總結得好：“天子而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后世必飢寒以死。”歷史與現實，有明鏡也有笑柄，今人當思之、慎之。

　　“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裡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這是一種怎樣的境況啊，令人同情和悲憫。而杜甫卻未沉湎於個人的悲慘命運之中，更沒有自暴自棄，而是從心底裡發出吶喊和憧憬。此時，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窮苦窘的詩人，而是一個“高大尚”的形象，即高遠的追求、大寫的人生、高尚的靈魂。我們是共產黨人，比古代士大夫追求的目標更高遠、為民的情懷更執著、為民謀利的條件更優越。因此，我們當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挂在心頭，以“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的態度，真心誠意地為人民群眾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以自己的“辛苦指數”換來群眾的“幸福指數”，讓我們的人民生活得更美好，成為我們這個星球上最幸福的人。（賢文）